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研究文献综述.docVIP

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研究文献综述 国内外研究现状 历史制度主义作为一种分析框架逐渐运用于比较政治学及国内外一些重大政治问题研究上，斯考切波（Skocpol）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俄中的比较分析》）一书突出了历史进程中国家结构同其他因素（阶级关系、经济发展、军事力量等）结合的重要意义，而斯考切波与他人（同Evans、Rueschemeyer）合编著作Bring the State back in（可以译作《国家的回归》或《寻回国家》）的名称“国家的复归”，也成为政治研究中重要且流行的标语。就后者而言，在比较政治经济分析的研究中，一些学者的成果也推动了相应的研究向新的方向发展，不仅审视现实问题，也很好地解决了疑问。例如斯坦默的《税收与民主》（Taxation and Democracy: Swedish, British and American Approaches to Financing the Welfare State, 1993）解释了美、英、瑞典三国的政治制度对于税收政策的塑造方式。汉森(JohnMarkHansen)所著的《获得接近的机会:国会与农业游说，1919一1981》与阿龙·弗雷德伯格(AsronL.Friedberg)所著的《笼罩在驻防国家的阴影下》主要研究美国内部的国家的基本制度的形成，及其在现代化国家中的作用。 随着历史制度主义者们的研究视野的扩展和研究框架的不断成熟，一些历史制度主义者也开始站出来对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成果进行学术总结和理论整合，即明确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立场、研究方法;确立历史制度主义与其它研究途径之间的区别等。瑟伦(KathieenThelen)等人在1992年所推出的《结构化政治学:比较分析中的历史制度主义》论著中，回顾了作为一种新制度主义的历史制度主义的发展历程，确立了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任务，明确了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层次，提供了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范例，并首次将历史制度主义与行为主义、宏大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进行了区分。斯科切波于1995年在《政体》杂志上专门发表了《我为什么是一个历史制度主义者》，以澄清对历史制度主义的一些误解，并进一步明确历史制度主义的学术主张。豪尔和泰勒也于1996年在《政治研究》杂志上发表了《政治科学与三个新制度主义流派》一文。文章提出:虽然新制度主义这个词在政治科学内部的出现频率已经越来越高，但是新制度主义本身却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流派，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已经至少有三个流派都自称为是新制度主义，即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这三个流派的产生和发展虽然都可以看作是对六七年代的行为主义的反动，但是这三个流派却是在完全不同的理论背景下独立发展出现的，相互之间并没有相互交流之处。与其它两个新制度主义流派相比，历史制度主义所具有的四个特征是:倾向于在相对广泛的意义上来界定制度与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强调在制度运作和产生过程中权力的非对称性;在分析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过程时强调路径依赖和意外后果;尤其关注制度之外的其它因素是如何与制度一道产生出某种政治后果的。豪尔和泰罗的这篇论文同样在西方的政治科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自此之后，人们在从方法论的角度谈论新制度主义的流派划分时基本上都以这二人的划分标准为依据。接下来，历史制度主义者瑟伦又在1999年的政治科学年度评论上发表了《比较政治学中的历史制度主义》一文，该文提出，虽然豪尔等人提出政治科学内部已经出现了三个新制度主义流派，但是豪尔等人同还指出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本来是属于社会学内部的一种新制度主义，只不过部分政治科学家借用了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研究框架之后，才成为政治科学内部的一种流派的。所以，真正从政治科学内部产生的新制度主义流派应该只有两种，即历史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与此同时，在豪尔和泰勒的文章中还曾经号召这三个新制度主义流派之间应该展开交流。瑟伦认为，研究文献表明，事实上近年来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之间已经展开了交流，历史制度主义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之间已经有了几个切点存在。这说明，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框架仍然在扩展，以归纳法为获取资料的手段的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程度也在不断提高。历史制度主义还需要进一步更为明确的学术总结。在这种新的理论背景下，皮尔森和斯科克波尔在2000年的美国政治科学年会上共同发表了《当代政治科学中的历史制度主义》一文，该论文在进一步明确了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纲领的基础上提出，在当代政治科学中，从方法论的内在一致性和研究对象的独特性而言，历史制度主义已经发展成了与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鼎足而立的三大流派之一，它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独特性上都是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所不可替代的，并且，历史制度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够克服行为主义和理论性选择理论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