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有效改进数量型外汇管理手段实际运用的探讨.docVIP

对有效改进数量型外汇管理手段 实际运用的探讨 长期以来，真实性审核与数量型管理是我国外汇管理的两类主要手段，也就是说，目前外汇管理以真实性、合规性审核为中心。我国虽然已构建了双向均衡管理的外汇管理政策框架，但真实性审核仍存在不可避免的缺陷和很高的管理成本，在根本上不符合市场经济和开放性经济发展的要求，同时也不能真正有效地管理跨境资金流动。若在放宽外汇管理的基础上，通过数量型管理加以辅助，既可提高监管效力，也符合外汇管理理念和方式“五个转变”的管理要求。因此，应及时调整有关政策，提高外汇管理有效性，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一、当前数量型外汇管理政策存在的问题剖析 （一）外汇管理政策调整滞后于涉外经济发展速度，形成“滞后型政策” 随着涉外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跨境收支规模和渠道不断增加，市场主体跨境资金运作形式日趋多样，购付汇需求日益多元化，而部分跨境交易购付汇管理政策调整相对滞后，对资金流出仍实行事前管理。以服务贸易为例，2000-2011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从660亿美元增长到4191亿美元，年均增长18.3%，全球占比从2.2%增加到5.2%，世界排名由第12位上升到第4位。而与此同时，服务贸易外汇管理仍主要沿用2002年政策，部分资金汇出仍需事前审核，难以适应服务贸易对外支付快速增长的要求。 （二）政策不衔接导致配套政策缺失，形成“疏漏型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构建了外汇管理的基本框架，但其中鼓励购付汇的配套政策未进一步制定，导致具体操作模式与管理总体思路不匹配，形成疏漏型“严出”政策。《条例》中对企业外债资金留存境外、境内个人对外担保等作出宽松管理，但实践中缺乏操作细则，导致相关业务无法办理。 （三）外汇管理政策改革的路径依赖影响政策调整效果，形成“偏离型政策” 由于外汇管理改革具有路径依赖性，政策设计通常遵循原来的轨道推进，而且新政策的制定出台需要一个考察论证和实践检验的不断完善的过程，这使得部分放宽购付汇限制的政策无法一步调整到位，形成偏离型“严出”政策。如在出台鼓励购付汇行为的政策时仍沿用事前管理思路，设计了较为严格和繁琐的审批程序。 （四）外汇局与被监管主体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障碍，形成“信息不对称政策” 要突破信息障碍，确认被监管主体交易的真实性，就必须投入大量监管资源，而外汇局受人力、资金等监管资源约束，能够进行详细真实性核查的主体数量有限。最优监管策略是通过真实性核查指标或“表面真实性审核”筛选后，集中监管资源对指标值分布线上极大和极小的两端区间内、违规（套利）概率最大的主体开展进一步的真实性核查。 图1：被监管主体行为分布与外汇局的监管策略 f（x）表示被监管主体依真实性监测指标值(或表面真实性审核结果)的分布密度。p（x）表示被监管主体投机套利或违规行为依真实性监测指标值的概率分布。 在最优监管策略下，外汇局查实违规主体数量的期望值为： EY=+ 外汇局无资源投入进行详细核查的违规主体数量期望值为： EZ= 其中a1、a2取决于监管资源约束和信息不对称因素： ＝核查周期内外汇局能够进行详细真实性核查的主体数量（常数）=+ 在不影响结论的情况下，假定f（x）、p（x）均沿中心值x0对称分布，则a1＝a2＝a，且 为大于0的增函数，当a较小时，简化计算如下： EZ EY＝2［N（x0）＋N（xmin）－2N（xmin＋a）］ ≈2［N（x0）－N（xmin）］＞ 0 结果表明，由于滞后型政策、疏漏型政策、偏离型政策、信息不对称政策和监管资源有限，传统外汇监管模式只能对少量监测指标或表面真实性审核结果极端异常的主体进行详细的真实性核查，却难以顾及多数表现“不够极端”的违规或套利行为，监管范围、效力存在缺陷。对于造成外汇资金流与实体经济偏离的大量“合规性”的套利避险行为，外汇局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障碍更大，缺陷更为明显。 二、运用数量型外汇管理手段的必要性 数量型外汇管理手段可有效限制多种“合规型”套利行为。目前，已知的“合规型”套利避险资金流动大部分会产生对外融资或担保行为，形成“广义外债”。由于我国对部分资本项目进行管制，对外债、担保等行为加强数量管理具有法理基础，因此加强对“广义外债”的总量控制后，多种套利行为就难以开展，从而可防止其过度发展，影响国际收支平衡。 首先，数量型外汇管理手段监管成本低、较少受信息不对称影响。由于数量型外汇管理手段不涉及对企业交易行为的真实性审核，不需要分析其资金流与实际经营行为的一致性，因此管理过程相对简单，所需监管资源较少，受外汇局与被监管主体间信息不对称影响也较小。其次，数量型外汇管理手段有利于外汇局从总体上把握风险。数量型外汇管理手段能够设置宏观经济和外汇局能够容忍结售汇差额或跨境收支差额的最高额度，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