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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经济学的构建——对经济增长原因的研究 一、引言 关于 经济 增长原因的 研究 ，古典经济学家非常重视。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国富论》，1776）中将经济增长的原因归于三个方面：自由市场、劳动分工和新机器形式的技术进步，即“三大定理”。对于亚当·斯密而言，市场竞争在资源配置时能将 社会 福利最大化，劳动分工、技术进步对提高生产率有重要的进步作用，三个方面是经济增长中缺一不可的。随后李嘉图（David Ricardo）、马克思(Karl Marx)、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等经济学家也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原因。然而，在19世纪下半叶，新古典经济学派出现以后，该学派就不再把经济增长的三个方面视为重要 问题 ，而转而去描绘亚当·斯密的第一个思想（竞争市场的作用），并选择了效用函数、无规模报酬的生产函数这种最简单的数学工具（杨小凯，1996），而建立的这一模型却与斯密的第二个思想（劳动分工的作用）、第三个思想（技术进步的作用）是相冲突的。进入20世纪初，出现了两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研究斯密的第二个思想和第三个思想。美国经济学家扬格（A，Young ）和熊彼特(Joseph Schumpter)分别提出劳动分工、规模报酬为基础的经济增长 理论 （1928）和以创新为基础的创新周期经济 发展 理论（1912），但是经济学的发展中，人们普遍接受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以至于在20世纪内，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占据统治地位。事实上，美国在20年代30年代后的经济增长与新古典经济理论是相冲突的，这使许多经济学家大伤脑筋。这一矛盾不但使新古典经济学派修改原有的理论，也使以劳动分工与组织演进为基础的制度经济学派（发展为新制度经济学派）及技术创新学派迅速发展，经济学家又开始重新思考现实的经济增长原因。至今开始出现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趋势。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修正：索洛模型 新古典经济学是以英国经济学家阿弗里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为创始人，他在19世纪90年代出版的《经济学原理》（1890）一书中，提出了把供求论、边际效用论、生产费用论等融为一体的经济学体系以及均衡价格论、价值论、分配论、局部均衡论、需求弹性、供求弹性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从生产函数和利润最大化假定导出供给函数，从效用最大化导出需求函数，从供求相等条件导出协调个人利益的市场均衡，该理论最大的问题是生产函数。它在把市场竞争的功能形式化过程中，其生产函数效用函数理论框架使分工及专业化对生产率进步的作用变为与市场竞争不相容的东西了，同时忽视了技术进步对生产率的进步作用。如生产函数的公式为：Q＝f（K，L），其中Q表示产出，K是资本，L是劳动。这里开始，新古典经济学派实际上只研究了斯密提出的经济增长的三个原因的一个原因：市场竞争，而抛弃了斯密的另外两个思想。从此出现了经济理论与经济现实的脱节。 二战后，为了研究经济的实际增长，经济学家索洛（R，Solow）出版《经济增长理论：一种解说》。索洛指出，增长理论应当描述或解释经济生活具有何种特征？它所作的描述究竟怎样？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基于“一个讲述得很好的模型必须能够再现发达 工业 经济增长的主要事实”（Solow，1957）的观点，索洛设计了一种总量生产函数： Q＝F（K，L，t） 其中K、L和t是资本、劳动和时间，这里考虑了技术进步因素，只是把技术进步作为“生产函数任意一种形式移动的缩语”。在 分析 中，他假定技术进步为中性，规模收益不变，对美国1909—1949年的经济进行了分析。其结论是，在此40年间每个工人每小时的产出几乎翻了一番，而与此同时，生产函数的累积向上移动约80％。所以，按照索洛的理论，总增长的大约八分之一归于人均每小时资本的增加，而剩下的总增长为“余数”，他将“余数”（增长的八分之七）归于技术进步。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解释了新古典经济学存在的经济理论与经济现实的矛盾，承认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的作用，无疑地是对早期新古典经济学的修正。但是索洛的两个假设是不现实的，第一，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难以成立，因为劳动分工的演进与专业化的发展及组织制度的变革，使许多行业存在规模收益及经济激励递增的现象。第二，技术进步为中性的假设不现实，将技术进步看作是非体现的，即技术进步与资本和劳动无关；事实上，技术进步的一部分是体现在更高质量的机器和劳动中的，同时技术进步是 影响 经济长远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增长原因的研究 对于斯密的第二个思想，最早作出贡献的是美国经济学家扬格（A，Young）。他在1928年发表《递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