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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与免责的适度与制度选择 　　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人类社会掌握的知识总量在迅速绝对增加，而我们个人作为人类个体所掌握的知识量在相对减少。无论我们多么聪慧和努力，无论我们在某个领域显得多么专业，都不能掌握应付生活的足够知识，因而在生活向我们提出挑战时，我们不得不求助于那些能够帮助我们应付挑战的专家。所以这种情形并不奇怪：在我们还没来得及为自己越来越丰富的知识而骄傲时，却先会很快地发现，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越来越依赖越来越多的专家，学习要找教师，看病要找医师，诉讼要找律师，算账要找会计师，宴请要找厨师，甚至洗脸要找美容师。当然，专家提供帮助时通常要收费，过分依赖专家或多或少含有奢侈的成分，但生活的精细化和复杂化以及我们对追求或应付这种生活局面的专业知识相对欠缺，才是我们不得不寻求专家帮助的根本原因。 　　依赖专家就得信赖专家的职业操守与专业能力，然而专业领域里的信赖对象愈来愈符号化，却是一个令人不安又难以消除的社会现象。在现代社会，局限于时间、精力、知识和经验，我们往往根据文凭、职业、职称、所在机构等外在特征，来判断一个专业人员的职业操守和专业能力。尽管我们知道站在面前的专业人员不过是个陌生人，却有时不得不支付金钱请求其提供专业帮助，在紧急情况下尤其如此，就像很多人不得不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给一个陌生的医院或医生处理。尽管我们需要专业化服务，但何以敢在满足自己需要的过程中信赖一个陌生人，除了祈祷信赖对象的符号表征能够名副其实外，能够有一个可预测并被普遍遵守的责任体系，是确保我们的依赖不致“所托非人”的制度保障。可见，对待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有需求就得有依赖，有依赖就得有信赖，有信赖就得有责任。只有在一个责任体系完备的制度环境中，陌生人之间才能作出基于信任的相互选择，而且人们的活动范围愈广泛就愈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信任了医生及所属行业许多年之后，如今却制定了一个《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并在其中详加规定医疗责任的时代原因。所谓“医患关系紧张”，不过是促使这个条例及早出台的社会表象罢了。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开宗明义，规定该条例旨在保护患者和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双方的合法权益。但除了规定费用负担和扰乱医疗秩序责任的几个条款外，其余条款大都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义务或责任。可以说，该条例是一个将医疗义务与责任明确化、系统化和制度化的行政法规。这种制度安排显然意在建立合理的医患关系，并借以促使医生与医疗机构在其职业活动中更加负责。确实，明确而适当的责任体系是使医生职业和医疗行业获得广泛信任的制度基础，社会成员对强化医疗责任的期待，实际上是对赋予医生或医疗机构的信任不致落空并且今后能够赋予更大信任的期待。其实，谁也不想毁灭对医生职业和医疗行业的信任，因为我们无论拥有多么锐利的法律武器，或迟或早总要把自己交给医生处置。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得看起来很严厉的责任体系，能否真正促使医生或医疗机构更加负责，能否使我们真正享受到这种制度之果的实惠，很值得我们认真思索。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施后，患者的医疗费用负担会大大加重，恐怕是谁都能预见到的一个结果。面对压力加大的归责机制和数额趋高的赔偿费用，购买责任保险是医生或医院必将采取的对策，而责任保险费用最终要转嫁到患者负担的医疗费中去。更令人担忧的恐怕还是过多的医学检查费用支出，这将会成为今后医疗费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本来可以用体温计、听诊器等简单工具确诊的头痛感冒，医生可能会建议作CT、照B超或者患者平时想都想不到的稀奇古怪的各种系列检查。这种单纯为提高医疗设备利用率的做法在以前是个别的，而今后医生们为了免责，恐怕逐渐都要学会这类徒然浪费患者金钱的手段。依《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三)项规定的免责事由，在现有医学科学技术条件下，发生无法预料或者不能防范的不良后果的，不属于医疗事故。但什么是“现有医学科学技术”?医生或医院对“现有医学科学技术”的掌握是有专业等级或区域差别的。一个乡村医生或医院掌握的医学科学技术恐怕与城市大医院及其医生不一样，中国顶尖医生或医院掌握的医学科学技术恐怕与世界顶尖医生或医院也不一样。医生或医院对“现有医学科学技术”的掌握，还可分为知识、技能和工具三个层面，了解某种医学科学技术的知识不等于拥有实施这种科学技术的技能，掌握这种医学科学技术的技能不等于拥有实施这种技能所必需的工具。法官在判断医生或医院可否免责时，恐怕不能忽略这些类的差异而笼统适用“现有医学科学技术”标准。进一步的问题是：在医疗过程中，医生或医院对每一病例是否必须穷尽“现有医学科学技术”?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穷尽“现有医学科学技术”而没有治好病，医生或医院是否就应一概承担医疗事故责任?面对泛泛而定的“现有医学科学技术无法预料或不能防范”才能免责的法定事由，医生或医院所能做的，就是穷尽本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