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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及其解释：来自中国的跨省调查分析 　　 内容 提要：“信任”被普遍认为是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决定一个国家 经济 增长和 社会 进步的主要社会资本。华人社会在许多跨文化 研究 中被认为是低信任度的社会，而在国内，许多学者已用“信任危机”概括人与人关系的现状。本文试图通过 中国 跨省的信任调查数据，揭示信任对一个地区的经济绩效例如 企业 规模、企业 发展 速度、引进外资等的 影响 ，进一步 分析 影响的信任的因素。我们的发现表明，一个地区能否被人们所信任与地域文化并不紧密相关，更重要的是跟人们之间的交易被重复的可能性、交易的发达程度、 教育 水平等因素有关。这些证据支持了经济学 理论 中关于重复博弈导致信任的基本假说。 　　关键词：信任/经济绩效/信息/重复博弈/交易 　　一、导言 　　从80年代的假表、假电器、假烟、假鞋，到现在的假棉被、假米、假药、假针筒等，假货不仅仅没有随着一轮轮的“打假”迅速得到遏止，反而愈演愈烈，许多严重危及生命安全的假货也在市场上时有出现，造成多起重大事故（山西汾酒事件，江苏假饼干事件等等）。 　　不仅如此，影响更为深远的是，现在的造假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产品市场，在资本市场上，大量的上市公司有组织的报表造假早已不是新闻；在劳动力市场上，假合同，假雇佣，欺诈勒索等行为也层出不穷；在建筑市场上，豆腐渣工程比比皆是；在政府部门，大范围和大规模的数据造假已成为标准的官场文化；在教育界，假学历、假文凭已泛滥成灾；在学术界，论文抄袭事件时有发生。更有甚者，人民币作为政府的信用本来是最值得信任的交换媒介，但验钞机已成为商家必备工具。这一切都是社会缺乏信任与信誉的表现和结果。这种低信任对社会和经济的损害是显然的，它使得交易成本急剧增加，社会分工受到阻碍，并将在长期上影响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鉴于此，不少学者开始讨论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 问题 ，认为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秩序需要某种道德支撑。那么这个道德支撑到底是什么？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所谓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最重要的是信誉或信任（张维迎，2001）。 　　这种观点并不是今天才被人们所主张，很早以前霍布斯就描述了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信任时面临的困境，人们将会陷入“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也即霍布斯丛林1；在经济学家中，亚当·斯密可能也是最早比较系统关注信任和人类经济行为的关系的学者。在他的重要著作《道德情操论》（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2，斯密指出经济活动是基于社会习惯和道德之上。如果离开这些习惯和道德，人们之间的交易活动就会受到重大的影响，交易的基础就会动摇。不过，与他的“看不见的手”理论相比，前者相对来说没有引起经济学家的充分重视。韦伯也较早就指出不同文化在信任上的差异及其对资本主义形成的影响。 　　最近，越来越多的学者，包括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Putnam，1993；，福山，1998；Knack Keefer，1997等）。例如福山在他的引起广泛关注的著作中，明确指出，尽管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在大部分场合仍然有效，但它不能解释的“百分之二十”的缺憾需要文化作为补充3.其中，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乃是文化对经济的影响途径和表现形式，它直接会影响甚至决定经济效率（福山，1998，P30）4.影响的机理在于信任直接影响了一个社会的经济实体的规模、组织方式、交易范围和交易形式，以及社会中非直接生产性寻利活动的规模和强度。同时，按照这些经济表现，一种文化或社会可以分成高信任度或者低信任度，在高信任度的社会或文化中，自发性的社会交往发达，中间层的社团丰富而又多样化，它能够无须借助于政府力量就可以由民间自动发展出强大而向心力高的大规模组织；而在低信任的社会中，人们的自发性社交能力很弱，如果离开强有力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民间往往不能发展出有效率的大规模组织。 　　根据这些理论预设和实证观察，华人社会或者中国人被认为是最缺乏信任的群体之一。 　　被经常提及的证据就是华人社会的企业普遍规模小，几乎所有的民营企业都由家族经营，而且他们之间的交易也带有或多或少的人格化色彩；甚至在 政治 领域，裙带资本主义也不少见。 　　这些现象在市场体系发育较为完善的如 台湾 、香港和新加坡等以及在以欧洲、美国为宗主国的华侨群体里也许并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在大陆问题则要严重得多，在这里，如此普遍和严重的低信任已经不仅仅是效率的高低问题，而是从根本上威胁市场和交易的存在。为什么人们如此不讲究信誉？怎样才能建立起普遍的信任和信誉？仅仅将大陆市场秩序的混乱看作是华人社会低信任的又一个证据似乎是不够的。本文利用中国的跨省调查数据，通过解释不同省份之间信任度差异的来源来解释中国人的信任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为何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