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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会与东盟地区治理转型：参与与回应 摘 要 近三十年来东南亚地区公民社会逐渐兴起，其参与行为除对国家治理产生影响外，也日益对东盟地区治理产生影响。国家层面的变化是地区治理转型的基础，治理范式的兴起也使公民社会得以把这两个层面进一步联系起来。随着传统东盟方式的调整，地区公民社会逐渐成为东盟共同体建设的重要相关方，并以第三轨道形式参与东盟相关决策。公民社会参与使东盟治理结构得到改善，共同体意识得到加强，以人为本发展方向进一步明确。公民社会与东盟的合作关系已初步形成，但受制于自身及环境因素，公民社会尚不能根本改变现有的国家中心主义。未来中国与东盟及其成员国发展关系，需要考虑该地区一体化过程中不断加强的社会维度。 关键词 东盟 公民社会 政治参与 地区治理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东南亚一些威权国家先后发生政治转型；尤其是这些国家经济现代化所带来的社会结构变迁，促进了地区公民社会的逐渐兴起。这一时期，在菲律宾、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作为公民社会核心要素的各种非政府组织发展迅速，成为全球结社革命的一部分。而上世纪末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进一步刺激了公民社会的政治参与，使公民社会的形态得到扩大。即便是经济相对落后的越南、柬埔寨等中南半岛国家，近年来本土非政府组织也明显增加。比较来看，东南亚非政府组织的发达程度已居发展中国家前列；并且单位层面的这些变化已日益反映到东盟层面的地区治理结构中，一些新的发展趋势正在形成。如果只关注国家以及政府间层面的变化，而不能就内嵌于其中的社会因素进行分析，将难以深入理解和把握东盟地区治理变迁的趋势。目前，学术界对于国内层面与地区层面的公民社会，以及相关的国家及其地区合作组织之间的多维互动还缺乏足够研究。 公民社会是地区治理的内生变量 长期以来，东盟的地区合作进程为各成员国的政治精英所主导，地区层面上最重要的制度架构均为威权或半威权政体领导人所初创，其结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内“统治”形态在地区层面上的反映，目的是维护各成员国及其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其动力机制最初是出于“高级”领域的安全和政治需要，上世纪80年代以后才向相对“低级”的经济领域扩展，而社会、文化等领域被纳入合作议程则要更晚；与之相联系，非政府行为体也长期被排除在国家和地区治理体系外。当前，东盟的地区治理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日益由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科层体系向网络式的共治体系转变，其中最活跃的因素之一是上升中的公民社会参与。 美国学者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认为，公民社会是一个自主性、组织性的社会生活领域，它通过自我组织、自我支持而相对独立于政府，并且受法治或共同遵守的规定所规范。diamond l. rethinking civil society： towar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1994（3）：5公民社会通常被视为除国家和市场之外的第三部门，相关的公民结社及活动范畴涵盖了私人领域、非政府组织、非官方的社会公共领域等。就国家或地区性的公共议题而言，公民社会参与常常要借助于功能多样的非政府组织，由此与传统的治理主体建立某种“共治”体系。可以说，公民社会既是治理的相关主体，也是治理的重要路径，在某种意义上还是治理的客体。在全球化条件下，主权国家及其地区组织日益无法垄断所有事务；尤其是地区性公共议题日益多维复杂，公民社会能够以非官僚化方式介入决策、监督政府或公共政策执行，从事原本由政府承担或政府不愿承担的公共服务，进而建立一套强调互动性的治理网络。pierre j， peters b g. 治理、政治与国家.谢宗学等译.台湾智胜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56 英国学者格里·斯托克（gerry stoker）认为，国家意义上的治理具有五项特征：其行为主体或权力中心呈现多元化，除政府外还包括各种非政府机构；国家在经济社会领域的部分职能向民间机构转移；权力主体之间形成相互依赖关系，并通过彼此互动促成某项共同的目标；参与治理的主体结成“自治网络”，且在特定议题领域享有权威；公共事务管理不断合理化，最终达到善治结果。stoker g. governance as theory： five propositions.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1998（155）：1728而地区治理是介于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之间的中层概念，在这个意义上，东盟地区治理就是地区内各行为主体通过创设公共机构，在本地区行使规则制定和秩序维护等权威职能，尤其是通过协调采取集体行动，从而实现和增进本地区的共同利益。在全球化时代缺乏社会参与的地区整合是不可想象的，东盟作为一个“治理复合体”，正不断从“高级政治”向“低级政治”领域下探，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