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涛：法学方法论的更新与中国法学的发展.docVIP

季涛：法学方法论的更新与中国法学的发展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通过中国法学方法论二十年之演进和中国法学发展之间的关系这一视角，对中国法学走向成熟的路径作一分析。本文认为正是中国法学在文化论上或“温和”或“激进”的西化，促成了中国苏联化法学传统的重构与解构；并借此进而认为，中国法学除了应继续重视学习与引进西方法学的方法论之外，还应立足本国民族思维的特点通过法学方法论的更新来构建原创性的法学理论；并最终使中国法学的传统、重构、解构及建构工作能够整合起来，以使中国的法学理论能够进一步走向成熟。【关 键 词】法学/方法论/重构/解构/建构【正 文】　 　 最近二十年，中国法学有了较大发展，在这一发展历程中，80年代末与90年代中期各发动了一次引人嘱目的知识增长期。其中80年代末发动的知识增长期是以张文显为代表、以“权利本位说”为核心思想、对传统法理学所做的重构运动；而90年代中期发动的则是以梁治平、苏力为代表，以解构传统法理学为己任的法学本土化运动。这两次法学思潮的确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使法学界有了一些生机与色彩；但这一现象本身是否使我们有勇气说中国法学已经趋向成熟了呢？判断一个国家的法学是否成熟，关键在于该国的法学是否是独特的，这种独特性不仅能使该国法学在解释、指导本国的法律实践上游刃有余，而且也给整个世界法学带来启迪；成熟的法学不可能是脱离本国法律实践的法学，也不可能是翻译法学、移植法学或国外法学在国内的翻版。我认为目前中国法学界所作的努力，无论是重构，还是解构，都是中国法学趋向成熟的关键步伐，但不是最终的步伐。本文并试图通过中国法学方法论（注：方法论原是哲学中的一个专门概念，指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仅就这一意义而言，法学本无自己的方法论。但在我国法学界往往将法学方法论理解为有关法学方法的理论与学说，并将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论基础作为法学方法的最高层次，这样，不仅方法论一词本身在两种意义上被使用，而且导致方法论与方法这两个概念混为一体。本文所谓的法学方法论的更新，实际上既指作为法学哲学基础的方法论，也指与哲学方法论有必然关系的基本法学方法；而文章题目及文中之所以对此基本不作区分，甚至有些地方还延用了法学界的通常用法，其目的只是为了文体简洁。）二十年之演进与中国法学发展之间的关系这一视角，对中国法学走向成熟的路径作一分析。　 　 　　　　一、80年代法学方法论的特征与苏联化法学传统的承续　 　 20世纪前五十年，即新中国建立以前的法学传统可以说是全盘西化的传统，尽管那时法学也曾是一门显学，也不乏令今人自叹不如的法学作品，但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这个传统被彻底打断了。随后的二十年，中国建立起了苏联化的法学新传统，然后是没有法学的文革十年，就这样，我们进入了80年代，法学重新兴起，但它所能承续的法学传统自然只能是苏联化的。　 　 在这种传统下，法学界对法学方法论的理解当然也是苏联化的。文革后中国第一代法学权威关于法学方法论的基本观点是将法学方法论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哲学层次的方法论，一是法学学科的具体方法论。前者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后者则可归纳为以下几种研究方法：社会调查的方法、历史考察的方法、分析与比较的方法。（注：参见北京大学法律系法学理论教研室编：《法学基础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页。这本教材是由沈宗灵、刘升平等统稿的，因此本文中称该书中有关法学方法论的观点是中国文革后第一代法学权威的观点，其后所谓的第二、三代法学权威自然均是指文革后的。）这些观点几乎完全照搬苏联，甚至更简单化，这一点，我们只要随机比较一下同时期的苏联与中国法学理论的方法论观念，你就会发现事实的确如此。（注：请参见苏联法学家C·C·阿列克谢耶夫1981年出版的《法的一般理论》，中译本为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16页。）可以说，这种方法论观念，尤其是其成熟形态，即有些学者所归纳的经济分析法、阶级分析法与历史分析法，从根本上决定了当时中国法学的基本观点与理论框架。众所熟知的“统治阶级意志论”、“法律历史发展五阶段论”、“社会主义法律运行论”都是这种法学方法论在理论上的必然结果，并且由此巩固了新中国的苏联化法学传统。　 　 　　　　二、80年代末起动的法学方法论流变与中国法学的重构　 　 80年代末始，法学界对法学方法论的发展又可分为起动期不同的前后两个时期，但在这两个时期中出现的两种不同的法学方法论观念又在90年代后期完全交汇在一起了，所以情况比较复杂。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前期起动的法学方法论流变，在这一时期，以第二代法学权威（注：主要指以张文显为代表的，现在已是法理学博导的中年法学家。）为核心的一批法学家对法学方法论作出了各种各样的阐述，彼此之间的观点明显存在着矛盾、冲突、交叉、重叠、混乱的现象，但总的来说这些观点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