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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审判的实现及其障碍 ———评刑诉法修正案草案有关一审程序的改革方案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陈瑞华 2011年8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全文公布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向社会公开征集修改意见。这种国内公开征集修改意见的立法方式，在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史上尚属首次。该修正案草案从七个方面对现行刑事诉讼制度提出了改革设想。其中，该草案对第一审程序所提出的改革方案，做出了较大的制度调整。具体说来，草案恢复了案卷笔录移送制度，初步确立了庭前预备程序，对第一审和第二审法院的审判期限做出了调整，将原有的简易程序和被告人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合并成统一的“简易程序”…… 应当说，上述部分改革方案对于有效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增强审判程序的公正性，避免法庭审理的过分拖延，都有望产生积极的效果。但也可能放任另一些新问题的产生。有鉴于此，本文拟对这些审判制度改革方案作出理论上的分析，并对其实施效果进行一定的评估。 一、案卷移送制度的恢复 按照修正案草案的要求，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时，应“将案卷材料、证据移送人民法院”，法院对公诉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起诉书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的”，应当决定开庭审理。与现行刑事诉讼法相比，修正案草案取消了对检察机关移送案卷范围的限制，将实行十余年的移送“证人名单”、“证据目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照片”的制度予以废除，恢复了1979年刑事诉讼法有关全案移送案卷材料的制度。 应当承认，这种对案卷移送制度的恢复，可以充分保障辩护人的阅卷权，使其在防御准备方面获得更多的便利。这一制度与辩护人在审查起诉阶段查阅案卷的制度一起，构成了律师阅卷方面的“双保险”机制，可望从根本上解决律师“阅卷难”问题。另一方面，通过查阅案卷材料，法官也可以提前熟悉案件情况，了解案件的主要争议点，并避免因为在庭审后全面阅卷而导致庭审流于形式的结果。而在过去，法官庭前对大部分案卷材料并不熟悉，无法及时解决可能出现的程序争议，在法庭上则听任公诉人单方面地出示证据、宣读笔录，而为了了解案情，不得不在庭审后全面查阅公诉方的案卷材料。这既带来了法庭审理的拖延问题，也架空了整个法庭审理过程，合议庭实质上仍然将案卷材料作为定案的根据。 但是，这种对案卷移送制度的全面恢复，也有着较大的法律风险。立法部门对检察机关移送案卷范围的限制，始于1996年的“审判方式改革”。通过那次改革，现行刑事诉讼法吸收了英美对抗式审判制度的一些因素，构建了一种“抗辩式”审判方式。其中，对检察机关移送案卷范围的限制，既是这次审判方式改革的主要环节之一，又是“抗辩式”审判方式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修正案草案为了解决辩护人的“阅卷难”问题，要求检察机关将全案卷宗材料移送法院，这势必难以阻止合议庭成员全面查阅、研读案卷材料。尽管草案并没有回复那种庭前“实质审查”的制度，但是那些事先了解公诉方案卷材料的法官，势必对案情有了全面的认识，对公诉方指控的犯罪事实可能形成先入为主的预断。笔者不禁担心，这种在1996年以前一度得到泛滥的“先定后审”现象，很可能随着这种移送案卷制度的恢复而逐渐“死灰复燃”，以至于重新带来法庭审判流于形式的问题。不仅如此，检察机关全面移送案卷制度的恢复，还有可能从根本上摧毁“抗辩式”庭审方式的制度基础，使得这项历经曲折而确立的改革成果毁于一旦。 二、庭前预备程序的建立 修正案草案确立了庭前预备程序，要求法官在开庭以前，“可以召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与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相比，这一程序设计改变了那种由主审法官单方面进行庭前准备的做法，允许法官举行庭前听证，在控辩双方同时参与下，对案件的程序争议问题集中加以解决。 这种庭前预备程序的立法设想，是立法部门所作的重大制度创新。法官在开庭前召集控辩双方同时到场，就程序争议问题进行听证，并在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加以裁决。这大大维护了程序的正义，给予所有与案件程序争议问题利害攸关的各方，有效参与到这些争议的裁决过程中来，使得各方成为裁决过程的协商者、对话者和被说服者，而不是被动接受法官裁决、消极承受法官处置的诉讼客体。同时，这种听证式的庭前预备程序还可以起到程序过滤的作用，及时地将控辩双方的程序争议解决在开庭之前，避免开庭后因为这类争议的大量出现，而中断正常的庭审过程，造成无休止的休庭，致使法庭审理的效率受到不应有的消极影响。 庭前预备程序的正当性固然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这种程序能否发挥预期的效果，这却是不能不令人担忧的。修正案草案将庭前听证的事项只是限制在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三个方面。但是，控辩双方庭前可能发生争议的程序事项却远不止这些。在司法实践中，控辩双方经常就案件的管辖问题产生分歧。尤其是被告方，经常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