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光：转轨和嬗变——中国当代户籍制度形成的制度渊源探析.doc

　　户籍制度是政府运用相关的行政手段对所辖人户进行登记和管理的一项基本的国家行政法律制度。传统户籍制度是王朝国家纳贡体系的体现，其主要功能是强迫臣民百姓给国家缴纳赋税，维护皇权统治的稳定性；现代户籍制度则是现代民族国家主权在民的体现，其主要功能是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国家依法收集、确认、登记人口基本信息，以便实现有效的社会管理，促进和保障公民的福祉。由传统王朝国家向当代宪政国家的历史转型，建立一个保护公民私权基础上的现代户政制度，是其不可或缺的基础制度建设。 　　在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历史演进中，其核心是厘清国家与社会的界限，确定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以民主宪政替代皇权专制，以公民社会取代臣民社会。这个现代化的转轨过程，体现在户籍制度建设方面，就是要实现从国家义务本位向公民权利本位的功能嬗变。现代户籍制度不仅收集提供人口统计的基本信息资料，更是为了保障公民的身份、职业、迁徙等基d本权利的实现，在国家政治转型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制度建设意义。制定宪法，实施宪政，民主选举，地方自治等等，这些现代政治制度的创建和实施，都得通过现代户籍制度来实施。道理很简单，只有搞清楚人户基本情况，才能具体地落实“主权在民”。依法登记的户籍人口信息，是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法定依据，国家政府制定政策的施政基础，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参考，所以一向有“户政为庶政之母”的说法。保护公民私权的现代户籍制度的建立，历来被认为是后发现代化国家最基础的制度建设。 　　古代中国的户籍制度源远流长，十分严密，是王朝国家纳贡系统的一项核心制度，实现了皇权统治的需要，也使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包袱十分沉重。中国户籍制度的现代化转型是从清末民初开始起步的，当时的执政者把推行现代户籍制度作为实现宪政的一项基本制度条件。国民党执政时期，国民政府对户政建设尤其重视，视为“庶政之母”，列为“训政时期”基础性的国家政治建设，即使八年抗战时期也没有停顿，构建了一套比较完备的现代户籍法律体系。但是，这项制度建设的步伐在1949年以后戛然而止了，新中国的户籍制度建设走上了另一条路线——计划经济的人口统制管理方式。新中国在全面移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过程中，在工业化和集体化的交互影响下，城乡冲突骤然激烈起来。为解决日益激烈的城乡冲突，新中国于1958年建立起了一套限制人口自由流动的户籍制度体系，并成为了划分城乡二元社会的一项核心制度。 　　当前，当代户籍制度改革研究已成为学界的一个热门课题。但是，对中国户籍制度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嬗变，对中国当代户籍制度生成的社会历史条件还有些误读误解的问题与似是而非的论断，甚至把中国当代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建立过程过分特例化了。而如果对这项制度形成过程和生成机理没有充分认识，陷入就事论事的皮相之说，改革是很难对症下药的。因此，对中国当代户籍制度的研究，必须考察其历史演化的制度渊源，从中发现其生成和发展的制度路径是怎么形成的？哪些是传统因素的遗存？哪些是借鉴来的东西？哪些制度因素是沿袭了传统的体制因素？哪些制度因素是在移植苏联体制中的变异？ 　　本文试图从历史传统、战争经验、苏联影响、工业化路径等方面考察中国当代户籍制度历史演进的内在逻辑关系，探究其生成的制度渊源。 　　一、从传统到现代：中国户籍制度现代化转型及其战争因素的影响 　　古代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制定了一套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的国家。中国传统户籍制度源远流长，发展于春秋，定型于秦汉，以后各朝各代历经变化，从秦汉的“编户齐民”发展到明清的保甲制度，沿袭了两千多年。传统户籍制度是与中国王朝体制相联系的一项基本制度。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其基本功能是通过人口统计，“人户以籍为定”，提供分配土地和征发税赋徭役的依据，强制百姓履行为国家服役的义务，是皇权专制主义“纳贡制度”的法律体现。同时，这种和土地制度密切联系的，以家庭为本位的人口管理方式，也为农业社会的稳定秩序提供了制度保障。在“口系于户、户著于地”的传统户籍制度下，以编户为单位，把血缘和地缘紧密地结合起来，提供了维护社会治安、教化乡里、规定身份等级、稳定宗族组织、限制人口自由迁徙、实现“安土重迁”等诸项社会整合功能。[1]古代户籍制度的这种高度耦合性质，给中国农耕文明提供了家国同构系统的稳定性。 　　对中国历史上传统户籍制度的流变及其特点，学界多有论述，基本点上大同小异。如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古代户籍制度有四大类型：1、征赋派役户籍制；2、世袭身份户籍制；3、人口统计户籍制；4、保甲治安户籍制。在这四种类型中，征赋派役户籍制和尔后的人口统计户籍制是演变的主线；世袭身份户籍制和保甲治安户籍制是其副线。[2]这实际上说的是传统户籍制度的功能演变。也有研究者将中国古代传统户籍制度的特征归纳为：1、具有限制人口流动的地域性；2、具有贵贱良莠差别的等级性；3、具有等级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