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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个法律共同体 　　民族国家是一种关于身份建构、地缘政治、民族认同及其文化单元的普遍主义的法律结构。身处现代世界，如同哈贝马斯所言，一个国族只有在完成了从“人种共同体”向“法律共同体”的转变，才能说真正蜕形为现代国家，正如一个民族只有完成了从经济民族向政治民族的转型，才能成为一个成熟的现代国族。在此语境下，近代中国的百年奋斗旨在“救国、建国”，即将传统帝制中国拨转为现代民族国家，决定了现代中国必定是一个法律共同体，表现为关于中国与中国人的身份建构、地缘政治、民族认同和文化单元的抽象一体性法权安排。 　　近代民族国家的产生，大约经历了四次较大的运动。自1648年的“威斯特法尼亚条约”起其端绪，历经近世三次资产阶级革命，尤其是法国大革命，逐渐将其坐实，第一波民族国家运动造就了英、法等老牌西欧国家，开启了近世以民族国家作为主要政治和文化单元的世界格局的先河。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前后，意、德、日、俄、中等国作为民族国家涌现，为第二波。二战后亚非拉的非殖民化运动导源于并造就了民族的集体认同，形成民族国家的勃兴，为第三波。冷战结束后再度兴起的民族国家运动，诸如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纷纷独立、巴尔干的重新组合以及东帝汶摆脱印尼组成新兴国家等等，为第四波。其间，黑山与塞尔维亚的最终分立，南斯拉夫彻底消失成为历史名词，实际上是第四波的延续。当然，这一梳理不可避免地会遭到主要是一种西方意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