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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贸易自由化与我国粮食安全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贸易自由化对我国粮食安全深层次影响的论述，提出了中国粮食安全政策选择。文章认为，贸易自由化是一把“双刃剑”，对粮食安全既具有积极的一面，又具有消极作用。为确保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要充分发挥我国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国际市场，适当增加进口，以保证我国粮食安全。 　　关键词 贸易自由化 粮食安全 影响 政策 　　一、贸易自由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 　　乌拉圭回合谈判开始以来，特别是WTO农业协议生效以后，农业贸易自由化究竟改善了还是恶化了世界粮食安全状况，是一个存在广泛争议的问题。尽管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全球粮食安全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由于农业和粮食生产周期长，受自然资源和气候条件的约束，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生产往往存在较大的波动，如1965年至1995年，世界粮食波动系数为2.67％(中国为3.78％)。有关研究表明，在影响粮食波动的主要因素中，除了经济增长水平、要素价格、市场供求变化等因素外，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 (王济民，1997)。因此，与其他产业不同，粮食和农业生产具有年度间不稳定的特性。同时，由于农产品生产周期长，食品加工需要时间，使其不能及时对需求变化产生反应，因此，往往导致市场价格的波动。此外，又由于粮食和食品不耐储存，对短时期内出现的巨大供求波动的反应能力也会受粮食储备水平的制约。因此，保持粮食安全对世界各国都是一个永恒的和十分重要的政策议题，也使得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WTO谈判中把保障其粮食安全问题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理论上看，贸易自由化可以促进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更为有效的配置，有利于贸易各国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和福利水平，增加收入，降低粮食不安全程度。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粮食安全将通过至少两个方面的进步得到改善：一是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从贸易机会的增加中得到进一步提高，二是世界粮食市场的价格波动由于贸易自由化的推进而减弱并变得相对可预见。但是，由于现实中发达国家传统的贸易壁垒和国内支持保护依然存在而新的贸易壁垒(技术和环境壁垒)更加强化，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在国际贸易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遂成为在推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争论十分激烈的问题之一。 　　自由贸易真的促进了世界粮食安全吗?由于粮食安全是一个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问题(超过2／3的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生活在农村)，因此，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看贸易自由化在多大程度上改善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素质并促进了其经济发展，特别是农村经济发展。有关研究表明(David Dollar and Aart Kraay， 2000)，贸易自由化政策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实行贸易开放政策的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些国家的进口关税在1980年以后平均下降了64％，而贸易对GDP的贡献增加了92％。相对地，没有加入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的关税水平下降了29％，贸易对GDP的贡献只有1％。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后，启动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没有参加这一进程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增长率水平呈现明显差异(图1)。 　　贸易自由化对增加收入、缩小收入差距以及减少贫困人口的作用也是考察贸易自由化是否促进粮食安全的一个重要内容。已有的研究(Dollar 1992；Sachs和Wamerl995；Edward 1992)表明，快速的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贸易的开放。但是，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是否有助于增加低收入人口(往往是偏远和资源贫乏地区的贫困人口)的收入，从而改善其粮食安全状况，是另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当存在充足的粮食供给时，只有当贸易提高低收入人口的收入水平，即提高其购买力水平时，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才对改善粮食安全状况起到真正的促进作用。如果贸易自由化扩大收入分配不均衡，则很可能导致贫困人口的收入增长明显落后于整体经济增长水平甚至出现负增长，进而使其粮食安全水平降低。这样，贸易自由化不仅不会改善粮食安全状况，还会对粮食安全造成新的威胁。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无论经济增长还是粮食安全问题的改善，都不能单纯依靠贸易自由化这一条途径来解决，它必然要求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收入分配政策)和相关产业政策的彼此配合。 　　贸易自由化对粮食安全是否具有促进作用，在新一轮WTO谈判中成为包括经济学家、决策者和谈判人员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这不仅仅是因为粮食安全问题本身十分重要，而且还因为它涉及到为争取尽可能大的国内政策空间各国需要采取的谈判策略、国内政策取向以及实现粮食安全的具体措施与途径等重大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中，这一问题还伴随着完全相反的观点：赞成贸易自由化的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