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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师1203考试批次《语言学概论》复习题及参考答案 复习题及参考答案一地域方言是同一个民族语言里的地域分支，它的形成有三个具体原因：　地理条件如果两个地区受自然条件限制，人们的来往很不方便，久而久之就会出现差异，日积月累形成方言。　　社会政治经济历史等因素不同地区在政治经济上的联系越来越小，其语言的差别就越来越大。进一步形成了方言之间差别。　　语言系统内部的变化方言的产生还有内部原因--语言的内部变化。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它随着人们对交际工具的需要而不断地吐故纳新。语言中要不断地产生新词，新的语法规则，并产生一系列的音变情况，同时淘汰一些不再使用的语言材料。这种现象在不同的地区不可能一致，于是区别就产生了。这就是产生方言的语言内部的原因。词义的组合是通过词语的搭配来实现的，词语的组合要受到语法规则的约束，同时还要受到词义条件的约束。词语搭配的语义条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受到现实现象之间实际关系的制约　　“我读书”可以，“我读饭”就不行。“我看报纸”可以，“报纸看我”不可。“猴子玩苹果”可以，“苹果玩猴子”不可。可用义素分析法考察，受到语义系列中其他成员的制约　　处于同一语义系列中的成员，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甲的搭配关系不仅决定于它自己，而且还取决于它与乙、丙的关系，如果这个系列中消失了乙，甲和丙的搭配关系也会相应变化。　　要考虑到社会使用习惯的制约。　　使用习惯是由地域、民族约定俗成的，因此，词语搭配必须适应不同语言（方言）的表达系统的要求。所谓任意性，是指语言的声音形式和意义内容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没有必然的、本质的联系。实际上这个特点应具体地，分阶段地看待：　　符号在创制过程中带有任意性和强制性。　　语言开头用这个声音代表这个意义时是任意的，如现代汉语的hua代表“花”这个义，“ren”代表“人”这个义，为什么用这个符号代表这个意义，不能不带有某种任意性或偶然性。与征候不同，如前所述。“粉笔”、“黑板”、“公路”似乎可从组合知义，但“粉”、“笔”等创制时是任意的。汉语的量词丰富，但人用“个”，“马”、“牛”用“匹”、“头”也说不出什么道理，只能是约定俗成。*留学生：“我在公路上看见一张兔子。”“一双裤子”。　　当然也有些语言学家不完全同意这种观点，他们认为至少有一些语言符号包含着某些象征意义，似乎和某些意义有内在的联系，首先是各种语言中都有相当数量的拟声词，如汉语中的“布谷”、“知了”、“噼啪”、“轰隆”，英语中表示“流动”意义的很多名词都包括“l”这个音。这种意见经久不衰，可见也不能随意地一笔抹煞。但总的来看，语言符号是任意的。　　语言的声音只不过是一种符号，符号与他所代表的东西没有任何的联系。中国古代的一些统治者就不懂这个道理。他们总以为语言的声音和它所代表的东西之间是有必然联系的。因此，他用了一个什么声音来称呼自己，就仿佛只有他自己才配得上用这个声音。在故宫，有一个宣武门，被清朝的宣统皇帝改成了“神武门”。因为这个“门”的名称和宣统皇帝用了同一个“宣”字，犯了忌讳。但“喧”与“宣”音同。一个新皇帝即位，就总要有一批人得更改自己的名字。再如我国古代皇帝传位给下一代是称为“世”的，“一世”相当于“一代”，秦始皇是“一世皇帝”，胡亥即位是“二世皇帝”。但从唐代开始，这种称呼改变了，“世”为“代”所代替。因为避唐代开国皇帝李世民的讳。这种避讳的事，在封建统治下确实十分严格，更有甚者，清朝一考官出题：“维民所止”，被认为是“雍正”去头，诛九族。布什的猫“印度”。 现代数字迷信。　　当然任意是就单个的符号最初产生时候的情况之来说的。一旦已经约定俗成，那就不是任意的了。如花已经是花，任何人就不能任意改变，除非得到全社会的承认。而这在实际生活中是办不到的。如有些是国际性的，“SOS”是国际紧急呼救信号，语言中的国际术语通用于全世界。　　任何人企图改变语言的发展方向，改变整个语言的基本规律，哪怕是改变一个字的意义和用法，也是办不到的。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讲罗马皇帝狄伯里乌斯(公元前42年－公元37年)有一天说话用错了一个字，大臣马尔凯鲁斯是语法学家，就指出皇帝的错误，另一个语法学家加比多也在场，他拍马屁，说皇帝的拉丁语很好，即使现在大家不这么说，不久以后大家也会这么说。马尔凯鲁斯当即指出：“加比多是一个说谎的家伙，因为，陛下，您可以把罗马帝国的公民权授予任何人，却不能规定一个字眼眼。”　　非语言的符号也是如此。如《东周列国志》“烽火戏诸侯”。文革也有这样的例子：红、绿灯这一对符号作为交通讯号是规定的，但文革时红卫兵企图改变，因为他们从来接受的都是“红”作为革命的象征：红旗、红领巾、红心、红太阳……等等，而现在突然发现，在十字路口：红灯却表示要停止不前，他们的幼稚而天真的大脑认为这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