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婚姻沟通研究进展述评_.docVIP

西方婚姻沟通研究进展述评* 何莞婷 寇彧 （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北京100875） 摘要 目前西方婚姻研究领域的主流——婚姻沟通研究表现出三大进展：从个体研究视角转向互动视角；从单一维度划分沟通类型转向功能性的划分；从人格影响因素的探索转向权力结构的探索。该领域未来的研究趋势应集中在关注积极互动、扩展研究范式、探索调节或中介机制、探讨夫妻权力的不同层面以及重新评价人格因素的影响等方面。 关键词 婚姻沟通；沟通模式；夫妻情感；要求-退缩；社会结构假说 1 引言 1950年代以前，婚姻研究者一直遵从人格理论的观点，认为幸福婚姻取决于夫妻双方的人格特质。早期研究者试图运用被试自我报告的方法探索与成功婚姻相关的人格变量。但这一研究取向却走入困境，原因有两方面：首先，单一的自我报告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结果的生态效度；其次是光环效应，多变量测量的结果发现，不幸福夫妇几乎报告了所有消极的人格特质，而幸福的夫妇几乎报告了所有积极的人格特质（Gottman, 1998）。 人格研究的缺陷使研究者意识到研究行为更重要。但为了使研究具有生态效度，就必须实际观察夫妻双方的沟通和互动。1970年代以后，随着行为观察技术与各种观察编码系统的发展成熟，婚姻沟通研究才得以累积丰富的成果，也因而成为婚姻研究领域的主流。许多研究者提出复杂的假设，来确定夫妻间功能不良的沟通行为。大量观察数据发现：不快乐夫妻间有更多的消极沟通和更少的积极沟通，也存在更多的消极情感互动（Gottman, 1998; Gottman Notarius, 2002）。 目前，婚姻沟通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从积极和消极两大类来划分行为。研究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在研究视角上，从个体视角转向互动视角；2）在沟通类型划分上，从单维度转向功能性的划分；3）在影响因素的探索上，从人格因素转向权力结构。 2 从个体视角转向互动视角 个体视角的研究将单个个体的行为作为分析单元，以传统的行为理论为基础，并结合了社会心理学中社会交换理论的某些要素（Karney Bradbury, 1995）。该研究取向认为，行为通过学习而获得，学习过程是“刺激-反应”序列的累积，婚姻关系中一方的行为会受到另一方反应的强化。积极互动具有奖赏作用，消极互动具有惩罚作用。婚姻满意度就取决于互动过程中奖赏与惩罚的交换结果。在测量方面研究者通常运用MICS（Marital Interaction Coding System, 婚姻互动编码系统，Heyman, Weiss, Eddy, 1995）或SPAFF（Specific Affect Coding System, 具体情感编码系统，Gottman, Coan, Carrere Swanson, 1998）等编码系统，从积极和消极两个维度对夫妻沟通行为进行编码。 但是，个体视角的研究对夫妻行为进行单独分析，忽略了沟通过程的互动性。早在1967年，有研究者就提出“互动过程可以被看作为一个系统”的观点（Caughlin, 2002）。八十年代后，研究者逐渐从互动的视角来探讨婚姻沟通。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在研究单个行为的基础上分析双方行为的交互性，以及研究双方沟通模式。 2.1 行为交互性的研究 行为交互性的研究采用传统的行为观察实验或问卷来测量个体的行为，在统计上运用时间序列或主客体相倚模型（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分析双方行为的互动关系。婚姻研究先驱Gottman等人（1998）在考察夫妻消极情感交互序列对婚姻稳定性和幸福感的影响时发现，消极情感序列分为发起、交互、升级和降级四种。“发起”指以消极情感回应伴侣的中性情感；“交互”指以相同程度的消极情感回应对方的消极情感；“升级”指以高消极情感回应对方的低消极情感；“降级”指以低消极情感回应对方的高消极情感。这项研究和Kim Deborah（2007）的研究都发现，消极情感的交互能够预测夫妻是否离婚；丈夫对妻子消极情感的升级、妻子作为消极情感的发起者等变量都能预测6年后的离婚。这表明双方情感交互与单独的情感表达同样对夫妻离婚有显著影响。 Schoebi（2008）采用结构化日记的方式收集了166对夫妻一周的连续数据，并运用主客体相倚模型分析夫妻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共鸣（coregulation）。结果发现观点采择水平高的丈夫能更好地回应妻子的软情绪（伤心、难过等情绪），而夫妻双方的安全感越低，双方硬情绪（生气、愤怒等情绪）的相互影响也越大。这充分说明了沟通过程的互动性质。 2.2 沟通模式的研究 沟通模式研究以系统理论为基础，认为系统内各要素相互依赖，夫妻双方的行为会互相依存和强化。研究者将夫妻看作一个整体，强调以双方共同的行为模式作为分析单元，而不是仅仅去记录某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