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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关于“农村垃圾处理”的调查报告 摘要：正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大批工商业产品涌入农村消费市场,农村垃圾也随之逐年增加,远远超过了农村环境的自净能力,原本山青水美的农村自然环境遭到破坏,垃圾问题成为一个制约三农问题解决和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 处理农村垃圾，解决农村垃圾污染问题，可以采用很多种手段，比如说，技术上的手段，经济上的手段，宣传上的手段等，但是这些手段的运用必须以法律规范为前提，不然，经济、技术上做到再好也不会发挥其作用。立法途径是高效处理农村垃圾的关键。 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制定了一系列与垃圾处理有关的法律，德国于1991年6月12日颁布了《避免和利用包装废弃物法》；加拿大于1990年颁布了《加拿大优选包装法则》；丹麦于1990年颁布了《废弃物再循环处理》法规；奥地利于1993年颁布了《包装法规》，1994年颁布了《再制造法规》；荷兰于1991年签署了《包装盟约》；法国于1992年4月1日对包装废弃物制定了《337号法令》；日本于1992年后相继颁布了《促进循环型社会形成基本法》、《废弃物处理法》、《再生资源利用促进法》等；还立法规范了建筑材料、家用电器、汽车、食品、容器和包装材料等的循环利用，这些法律对城市和农村垃圾的处理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我国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和《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规定收集、储存、利用、回收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防治污染环境。按照“谁生产、谁负责”的原则，控制废弃物污染。《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专门规定：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环境防治的具体办法，由地方性法规规定。”但是这些法律并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和实施。农村垃圾的处理受地域的限制较大，但地方性农村垃圾处理法规很少，没有强制性回收制度，对农村垃圾回收管理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对垃圾处理缺乏指导。 我国农村垃圾处理的立法，应借鉴国外经验，应该重视农村垃圾处理的专门性立法。同时立法过程应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使农村垃圾处理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互结合，促进农村垃圾问题的早日解决。 2、引进科技 正如人们所熟知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技术是处理垃圾的“硬道理”。除却传统的简易填埋、焚烧、堆肥，还应该创新垃圾处理模式。一些新的农村垃圾处理方式在实践中得出，例如一些有条件的村庄已经建起资源再生产产业、垃圾处理厂、垃圾发电厂、垃圾化肥厂。 农村垃圾技术处理的技术突破不能单凭村民自身的摸索，必须借助相关科研人员的技术攻关。针对农村的具体情况,?对垃圾的处理实现资源利用回收，将科技运用到垃圾处理上，把村民眼中的垃圾变成宝贵的可利用资源。在自然生态基础良好的农村，尽量实现用生态的方式实现垃圾的自净处理,减少清运垃圾的成本和费用。 引进科技是一个长远过程，但是对村庄客观事实的认识是前提。只有结合本村庄的具体情况，开辟一条适合本村垃圾处理的模式才是引进科技的最终目标。 3、增强自治 自治途径，顾名思义就是在村民重新自我认识，自我治理中找到适合的方法做到农村垃圾的有效处理。历来封建社会，中国农村社会都处在自我治理状态，族长、乡党、绅士、官宦组成的封建精英统治着农村，直到土改结束。在封闭的发展历程中，农村社会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局面，秩序井然。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农村的乡土气息逐渐淡化，但是村庄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精英们仍然支配着乡村事物的重大决策。在村庄公共事务中表现最为活跃的也依旧是那些民间精英们，天然的权威为广大村民所信服，村民天然地会依赖于这些精英的话语。即便是上级再好的政策，未经他们的首肯是很难得到普通村民认同。 针对调查对象的分析，通过自治途径，在民间精英的带动下，是可以充分激发村民创造积极性，为清除农村垃圾提供舆论和智力支持。自治的主要问题是能否统一精英的意见，拿出一套切合当地村情的垃圾处理方案。只要达成了意见的一致，那么凝聚了全村村民的力量，组织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团结起来解决农村垃圾问题是能成功的。 4、行政引导 农村垃圾的处理既是村民的私事，也是公事，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一个方面。村民的自治力是有限的，政府有责任有义务履行管理公共卫生事业的职责，农村垃圾是引发农村公共卫生问题的一个重要诱因，由于农村与城市之间的相关性，政府更应重视农村垃圾的处理问题。 政府在农村垃圾处理中的定位是一个引导者和一个管理者。引导者的角色就是引导政府有限资金投入到资源再利用产业，引导并鼓励各类社会资金参与农村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和运营,逐步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运营主体企业化,运行管理市场化。 作为一个管理者角色，政府应将农村垃圾处理系统的建设纳入规划之中,?并进行适当的财政政策的倾斜。垃圾处理系统是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政府在城市已经构筑了一个完善的服务体系。在农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