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的选择是研究理论、发展理论的需要,因此田野工作是在.docVIP

主题的选择是研究理论、发展理论的需要，因此田野工作是在一定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专题调查往往只需要较少的人力物力，时间也较短，所以比较容易进行。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同志在建党之初就经常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他在1926年3月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1927年3月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就是深入调查研究的结果。他的名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应是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的指南。 （二）田野调查简史 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希罗多德、塔西佗等古典作家的著作中，已包括对异民族特殊生活方式的记录。15世纪末开始的“大发现时期”，殖民者、航海家、商人、传教士和探险者的足迹遍及全球，接触了大量异民族和异文化，留下了更多的著作。有些人长期生活在某一民族之中，对该民族有深刻了解，其著作至今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然而，他们的知识来自长期的生活经验，并非按照一定科学程序进行系统调查的结果。因此可以说，在民族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产生之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田野调查工作。大约19世纪中叶，在西欧和美国出现了一批民族学田野调查工作者，他们通过深入民族地区调查和研究，撰写了第一批民族学专业著作和田野调查记录。1874年，英国不列颠科学进步协会编印发行了民族学田野考察专业手册《人类学的记录和询问》，这是民族学学科产生的一个标志。德国民族学家阿道夫·巴斯蒂安在旅行中度过了自己生命的近1/3，著有《民族学研究和资料的搜集》(1871—1873)一书。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在民族学调查方面也有开拓性的贡献。他于1846年被塞纳卡部落氏族接纳为养子，他详细地调查了易洛魁人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的结构、经济和社会生活，于1851年发表了被誉为世界上关于印第安人的第一部科学著作《易洛魁联盟》。美国历史学派创始人博厄斯也十分重视民族学的田野调查。1883年他到加拿大的北极地区做地理考察，接触到爱斯基摩人，发生浓厚兴趣，从此把毕生精力投入到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工作中来。从1897—1902年，他组织和领导了大型的北太平洋沿岸科学考察队的田野调查研究工作。博厄斯培养的学生如A．L．克罗伯、R．H．罗维、E．萨皮尔、C．威斯勒等都是美国著名的民族学家，都十分注重深入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工作。到了20世纪初，随着实地调查的深入，当代的民族学已经植根于田野调查中，使得民族学迅速发展起来。20世纪上半叶，功能学派的理论和实践对民族学实地调查的方法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恰如新发明的精密仪器使得自然科学家更广泛而深刻地探索自然一样，一系列新的调查方法也使民族学家得以探索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从而拓展了我们对人类本质的了解。英国功能学派提倡“局内观察法”(又译居住体验法或参与调查法)，强调全面深入的社区调查，主张探讨文化各方面的社会功能及相互依存关系，理论取向与博厄斯全然不同，但他们同样强调田野工作的重要性，并且把田野工作方法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主张深入到调查对象的日常社会生活中去，学习他们的语言、习俗以及情感生活。功能学派的两位创始人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里夫一布朗就是以此方法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前者在西太平洋的特布里安群岛，后者在印度洋东部安达曼群岛上数载悉心投入到田野工作，1922年，两人同时出版了他们的实地调查专集，即马氏的《西太平洋的探险队》，布朗氏的《安达曼岛人》，这两本书都成为西方人类学的经典著作。功能学派的“局内观察法”，是田野调查的一次创新，一次飞跃，奠定了现代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基石。 近几十年来，民族学、人类学各流派在田野工作方面又有所创新和发展。例如，美国的本尼迪·克特对人格类型和社会基本人格(文化模式)的调查研究；米德调查儿童及青少年行为和性格形成问题；赫斯柯维茨为研究文化变迁及涵化等问题而作的调查；倡导“新进化论”的怀特对一个社会中能量消耗和有效利用的调查和计算方法；倡导“多线进化论”的斯图尔德在南美印第安人之中对生态环境和文化适应的调查；另外，还有英国的伊万斯—普里查德、李奇、福特、弗斯和法国的杜尔干、莫斯等，都对田野工作提出了一些新的建议和方法。尽管如此，田野工作的一些基本方法和重要原则至今并没有根本性的突破。 中国民族学开始较晚。1903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将人种学列入国史及西洋史两门随意科课程中，这门课程实际上就是民族学。虽然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有一些外国学者来中国调查，但中国民族学田野工作的开始，是以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学者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自己进行调查为标志的。1928年起，蔡元培主持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等专门机构的建立和中国学者开展最早的民族学田野调查,标志着民族学在中国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了。该民族学组先后开展了对广西瑶族、台湾高山族、黑龙江赫哲族、湘西苗族、浙江畲族、海南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