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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数字化与人文精神 在航空制造业中，飞机研制模式已经由传统的模式逐步向数字化方向转化。通过构建数字化的工作平台，可以实现飞机产品的数字化设计、数字化仿真、数字化制造与数字化管理，可以实现异地协同设计与异地协同制造，从而大大缩短研制周期、降低成本、提高研制质量，数字化协同已经成为现代航空制造业的共同选择。 上世纪九十年代，波音777客机首开全数字化设计与制造的先河，而代表当今数字化协同最高水平的典范当属美国空军的F-35战斗机的研制项目，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以基于协同平台的全球化虚拟企业和覆盖飞机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技术，赢得了新一代联合攻击战斗机的研制任务。 中国的航空工业在数字化建设与应用中稳步成长，一直在积极推进飞机数字化协同设计与制造，在某些领域取得了很大进步，在很多重点型号的研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飞机研制毕竟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工程，而数字化技术和管理观念都是舶来品，在中国的本土化应用中必将会遭遇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从目前整个行业的数字化建设情况来看，各单位水平不一，观念差异很大，相应的投入与推进力度也呈现多样性。这种状况的出现表明各单位对数字化有不同的认识，本文将从“道”“器”的角度来阐述对数字化的认识。 一、“道”与“器”：传统的哲学命题 “道”与“器”，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对基本范畴。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下》：“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道”是无形象的，含有规律和准则的意义；“器”是有形象的，指具体事物或制度。道器关系即抽象道理与具体事物的关系，或相当于精神与物质的关系。 《周易》的道器之辨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作为天地起源的道及其相应之器，如“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个“道”是无形的，由它滋生、派生出有形的万事万物则是有形之器。它们都是具体实在的东西。二是规律法则之道及相应之器，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易》与天地准，故能弥天地之道”，这些道指的是天地、阴阳交换、运行的法则与规律，也是无形之道。与之相对应的器也是一些具体的事物，如天、地、雷、雨、风等万物。这些规律与法则是寓于万物之中的，即所谓的道在器中。三是道德之道及相应之器。这类道指的是伦理道德，是当时统治阶级所必需的伦理规范。同道德之道相对应的器指的就是当时的社会制度与社会关系。《周易》虽然并没有对道器问题展开更深层面的讨论，但是，它指出的道器范畴成为历代哲学家讨论的热门话题，从而使我国古代关于道器问题先后出现了器体道用、道体器用、道器统一等重要观点。 孔子把“道”分为“大道”与“小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前三者为“大道”，后者为“小道”乃艺器。并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但又强调“君子不器”，斥责有志于学习“嫁穑”、“园圃”之器技的樊迟为“小人”。可见，孔子既提倡“道”“器”合一，又重“道”轻“器”。 历代以来，尽管人们对“道”“器”有不同的理解和种种争议，但“道”作为存在之根本，万象之源泉，始终贯穿于中国人的思维。 二、“道”“器”之辨：数字化的不同定位 在当今社会，对“道”与“器”的解读很多，包括天道与人道之说；制度与技术之说；人文与科技之说等等。从数字化的角度讨论“道”与“器”，可看做是理念、体系与工具、手段的关系问题。“道”是数字化的理念、精神和价值取向；器是具体的技术、手段、工具等，是对本质精神的形式化。 在实际工作中，各单位基于不同出发点而对数字化给予不同解读，有不同的见解，也决定了对待数字化的不同态度，决定了数字化在工作中所发挥的作用。本人将众多看法归纳概括为两大类：重器说和重道说。 （一）重“器”说 从“器”的层面来理解和对待数字化，具体做法上就是重“器”轻“道”，或视“器”为目标，本末倒置，其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将数字化看做是一种手段或工具。认为数字化设计、数字化仿真、数字化制造等只是设计、仿真、制造的手段的变革，数字化只是一种工具，无关其他。这种看法比较务实，就事论事，从表象看待问题，采用数字化手段的确是工具、方法的改变。但是并没有看到工具、手段的变革带来的工作方式、方法的改变以及这种改变带来的工作观念、工作流程的相应改变。单纯的将数字化的手段应用到工作中，却没有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工作制度、工作流程，只能说是把工作计算机化，不能充分发挥数字化手段的优势，相反却可能带来附加的或是重复的工作，降低了工作效率。 第二、把数字化的方法或手段置于传统工作模式之下。在传统工作思维模式和标准体系下应用数字化的方法和手段，没有因方法或手段的转变而改变工作模式或流程，使之成为协调发展的整体。大多只是为了数字化而数字化，只要数字化手段发挥些许作用即可，小富即安，不愿充分发掘数字化具有的深层次的潜力。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