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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发育举证探案法 江泽珍/编译 ● 近年来，在民事和刑事案件中，一种被称为“系统发育举证”的技术广为使用：当一个人被传染某种病毒后，它能测出是谁传染的。虽然方法很有效，但仍需谨慎应用。 西班牙瓦伦西亚沿海的小镇上，有一位叫胡安·马埃索（Juan Maeso）的麻醉师，平日里受人尊敬，背地里却有着卑鄙的一面。在过去至少10年中，他先后在两家医院，从给病人的麻醉药中，撇出吗啡给自己注射，再用相同的针头，给病人注射剩下的麻药。 2007年，马埃索因使得至少275人感染丙肝病毒，4人死于并发症被判有罪。他的罪行积累起来要判1 933年，但根据西班牙的法律，他只需服20年刑期。 然而，到了今天，马埃索还在上诉，他的理由是，自己没有染上丙肝，而人只有感染到了丙肝病毒之后才会患上丙肝。可这一说法被去年一篇有关科学证据的文章推翻了。瓦伦西亚大学的费尔南多·冈萨雷斯-坎德拉斯（Fernando González-Candelas）和他的同事用一种叫做“系统发育”的举证法，整理、分析出了约4 200种病毒排序，摸清了病毒传染的途径。 如今，这种将传统生物进化轨迹与现代化序列分析相结合的技术是非常有用的，可适用于民事调查、刑事调查及生物辩护领域。今年二月份发表的一篇论文，详细阐述了系统发育举证法是怎样帮助科学家们追寻到带有炭疽菌的海洛因分子——2009年致欧洲吸食者死亡的凶手。 虽然方法很有用，但比利时鲁汶大学的进化遗传学家安妮-米克·旺达姆（Anne-Mieke Vandamme）认为：要将这种科学与法律系统绑定起来是非常困难的。自2002年开始，旺达姆处理这类刑事案件有19起，大多数是受辩护方之请。她说：“系统发育论证法与DNA证据不一样，DNA证据是非常明确的，为世界各国法律界所认同，而系统发育论证法很难做出精确的数据，只能是提供多种可能性，这样的话，被告永远不可能被定罪。” 除此以外，社会上还有一些其他的忧虑。许多患者担心，在民事和刑事案件中，运用系统发育举证会被侵犯隐私，例如艾滋病等。好在如今系统发育举证法已经很成熟了，通过先进的测序和检测工具，旺达姆带领一组专家，正在完善这种方法，使其能在技术上更稳定，作为呈堂证据时也能更准确。她说她希望那些律师、法官和检察官们能了解这种方法的作用及限制，以便更好地利用。 一个共同的因素 当西班牙公用事业公司的医生们发现有很多员工患上丙肝时，马埃索的劣迹也随之曝光。当医生们翻阅员工的医疗记录时，其中一位医生注意到了几个月前，这些患病员工都在瓦伦西亚的家庭健康医院做过小手术。 于是该公司联系了当地的医疗机构，调查了两家医院，翻阅了超过66 000多名患者的医疗记录，而马埃索在很多医疗记录中出现，是一个共同的因素，但检察官仍需更多的证据。 这个时候就用到系统发育举证法了。一些病毒，如丙肝病毒、艾滋病毒、流感病毒等，变异得非常快。通过对不同个体中的病毒进行测序，再比对其基因组中细微的差异，科学家就能够探寻其进化轨迹，创建系统发育树。牛津大学研究进化和传染病的奥利弗·派伯斯（Oliver Pybus）说：“我们在做的是病毒系谱学。” 这个过程可以让科学家预测两个或两个以上感染源之间的联系及他们之间相互关联的可能性。由于技术的更新，这类信息显得更有价值。面对蓄意扩散（传染病）类案件时，检察官就会用到这些信息。1998年，路易斯安那法庭上，通过这类信息，理查德·施密特（Richard Schmidt）因二级谋杀未遂而定罪，他给他前女友注射了带有艾滋病毒和丙肝病毒的血液，并骗她说是维生素B12。2001年，这类信息被成功用于发现威胁部分美国政界人士及媒体人员的炭疽孢子的源头。这类信息还能为强奸罪、儿童性虐待案件提供证据。 但系统发育与陪审团所熟悉的DNA配对不一样。旺达姆说：“DNA可以准确地判断或排除一个嫌疑人，而系统发育只是提供了一些证据，比如从A身上发现的病毒很有可能来自于B，但不能作为直接的证据证明这种传染关系。拿马埃索的案子来说，检察官用病毒系统发育证实从流行病学调查中取得的证据而已。 冈萨雷斯-坎德拉斯和他的同事做了一个丙肝病毒系统发育进化树，长达11米左右，用来分析病毒序列，得出它们的进化关系。分析出的结果是，被马埃索感染的321个人中，平均每个人身上有11种这样的病毒序列，还有42人被证实与马埃索无关。 通过这些数据，小组测定了每一位丙肝患者的似然比——病毒由马埃索传播的可能性与病毒由其他传染源传播的可能性的比值。由于需要测定的患者很多，系统发育的信号很强，科学家所得到的似然比非常高，大多数是105,最高达到6.6×1095。 为了查明患者是何时感染上病毒的，小组用了一种叫“分子时钟”的技术。研究人员列出了每一位患者身上部分的病毒遗传序列，用以往感染上丙肝后，丙肝病毒的突变率估计他们被感染的时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