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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与技术创新：联动与效应分析 摘要：阐述了知识产权和技术创新的逻辑关系；分析了知识产权和技术创新的联动；最后从专利保护期的角度研究了专利保护期对企业创新和社会收益的影响，并得到一系列有意义的结论。 　　关键词：技术创新；知识产权；专利 　　　 　　1 知识产权与技术创新的逻辑关系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产生，几乎是与近代科学技术的兴起同步，从科学技术发展史看，近代科学技术始于15世纪下半叶，而世界第一个知识产权的法律——第一部专利法(当时称垄断经营权保护)产生于1474年(威尼斯)，这绝非偶然的巧合，实质上是技术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相呼应的一种客观反映，是技术创新与知识产权制度良性互动的表现。 　　知识产权本身也是一种创新，是一种制度创新，因此对知识产权与技术创新之间逻辑关系的考察必须放在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这个大框架中进行，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究竟是前者决定后者，还是后者决定前者，长久以来经济学家们争论不休，正如弗农·拉坦(Vernon w．Ruttan)所占：“对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相互关系的明确理解一直是那些对发展的历史和制度方面感兴趣的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所感到困惑的，”这里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点，即传统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仑、阿里斯的“技术决定论”，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的“制度决定论”、拉坦的“互不决定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的“辨证关系论”，要想真正弄清是技术决定制度，还是制度决定技术，追寻历史起点都是不容易的，其根本原因在于两者之间有很强的相互依赖性，首先，“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是社会经济演进的基本核心，两者都呈现出路线依赖性的特征，而且在经济增长分析的演变中，两者都经历了从外生变量到内生变量的曲折历程，其次，制度和技术都是稀缺性资源，两者的创新都需要费用，且都面临搭便车的问题，再次，“导致技术变迁的新知识的产生是制度发展过程的结果，技术变迁反过来又代表了一个对制度变迁需求的有力来源”，以上分析说明需要设置一个宽广的分析框架包括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制度两个方面，在这个分析框架中，无需追寻历史起点，而只需给定或假定一个起点，即类似于诺斯的制度均衡的初始均衡，如果初始均衡是技术均衡而知识产权制度非均衡，那么现存技术的任何改变部不能给创新主体带来额外收入，这时产生了“制度稀缺”，需要新的知识产权制度安排的激励，反之，若处于制度均衡，即现存的知识产权制度的任何改变都不能给经济生活中任何人带来额外收入，那么，就产生了对技术创新和技术变迁的需求。 　　技术创新与知识产权的互动机制是非常复杂的，不能简单地用一个模式加以说明，至于两者谁起决定作用，主要视看问题的角度而定，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来看，技术创新的决定作用不容置疑，这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是内在一致的，从一个较短的时间来看，知识产权制度与技术创新何者起主要作用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一个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知识产权制度体系在一定时期内是适应技术创新的要求的，这时，技术创新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的作用是第一位的，而对于一个市场机制发育还不成熟的国家和地区而言，制度的僵化往往制约着技术创新的发展，这体现在创新激励、创新空间、创新成本等方面存在着一系列问题，显然，知识产权制度此时将处于基础和决定的地位，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互动机制呈现不同的特点，两者的重要性也随之不断发生变化，是一个动态的，有着波动特征的连续的过程。 　　 　　2 知识产权与技术创新的联动 　　 　　技术创新与知识产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之间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作用，技术创新是取得自主知识产权的前提，知识产权是技术创新的产物，技术创新产生了对知识产权的需求，而知识产权制度则随着技术创新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完善。 　　 　　2．1 知识产权对技术创新的作用 　　曼斯菲尔德(Mansfield)所研究的样本表明，如果没有专利保护，大约有半数以上已经获得了专利的技术创新可能不会付诸实施，技术知识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百科全书、手册、教科书；专著和专题评论；专利；科技论文和技术报告，若将知识资源从可靠性、真实性和新知识的含量方面进行分析，如图1所示，新知识含量最高的是专利，可靠性和准确性也相对较高，而技术创新需要的是新知识。 　　从技术创新理论体系的角度分析，可将知识分为3种类型：用于解决问题的启发式知识；在技术系统中用于理解技术进化趋势的知识；关于新科学技术效应和现象的知识，知识资源从这3方面进行分析评价，如图2所示，能得到启发式原理最多的是专利，相应得到的技术效应和现象也较多，虽然，科技论文的启发原理和新效应也比较多，但与专利相比，它的可靠性和准确性较低，从以上分析可知，在众多的知识资源中，专利是技术创新的主要知识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