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社会与研究与民族志方法.docVIP

村落社会研究与民族志方法 ?刘朝晖? 2006年3月20日 11:53? 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 本文回顾和反思了社会学和人类学对村落研究的经验,检讨了其中的理论得失和方法论上遭遇的挑战。文章认为,已有的村落社会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于村落社会的民族志以及在此基础上抽象出来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对话。笔者认为,民族志研究要秉承三个原则,即民族志的“问题意识”、民族志的时空构架以及民族志的“人本问题”。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未来对村落社会的研究应该在“超越乡土社会”的基础上,走向更高层次的“文化自觉”和文化对话。 关键词:村落社会民族志方法论 作者:刘朝晖,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一、村落社会研究述评 ??? 通过对村落这样的微型社区进行研究,透视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本质,是文化人类学研究中的一种传统,在这方面也有一些经典的个案。在20 世纪中叶以前,有葛学溥(Daniel H.Kulp) 的“凤凰村”、杨懋春的“台头村”、费孝通的“江村”、林耀华的“义序”和“黄村”、杨庆堃的“鹭江村”等个案研究。（注1） 20 世纪50 年代以后,对村落的调查研究一度沉寂下来,但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外学者再次掀起了研究中国村落社会的热潮,出现了陈佩华等的“陈村”、黄树民的“林村”、王铭铭的“溪村”、阎云翔的“下岬村”等个案研究。（注2） 他们都是试图通过对村庄这种“小型的简单社会”进行全景式的民族志研究,来回答“中国乡村社会生活的本质”这样的“大问题”。他们的研究虽然都是从问题的一个侧面出发,但均以其对中国村落生活的“深描”,为人们展示了中国乡村社会丰富的人文类型。 ??? 一般认为,中国的村落是相对封闭的聚落空间,因此传统人类学对乡村社会的研究,在田野工作范围上往往只局限于一个小村落,注重村落社会的“共时性”研究,忽略了村落以外的广大区域社会,而且普遍都是根据功能主义的观点来解释社会文化现象。 ??? 自20 世纪中叶以来,对村落社会的调查出现了两种新的研究取向:一种是关注“村落社会”之上的集镇(或者说乡镇) ,另一种是进行多村落的调查。相关的研究大大拓展了我们的视野。 ??? 1946 年,田汝康考察云南“芒市”(镇) ,在傣“摆”的仪式上看到了生产、消费和信仰之间的关系; （注3）作为人类学家的施坚雅(C. W. Skinner) 在20 世纪60 年代研究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时,发现了对个体村庄进行研究的局限性。施坚雅对四川成都平原的集镇调查表明,看似“孤立”的小村落,其实是通过紧密的层级市场体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 （注4）萧凤霞通过对广东新会环城区的调查,认为20 世纪以来,国家行政权力的“下渗”造成了村落社会权力体系的“细胞化”,消解了村落权力的“内敛性”。（注5） 这种基于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使我们的研究视野超越了村落社会。萧凤霞的研究更是从“村落社会”中看到了“国家权力”的力量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而台湾的庄英章则把“林祀埔”的社会经济发展置于区域社会的历史演变过程之中,不但拓宽了研究的空间视野,而且还延伸了对地方社会进行研究的历史视野。（注6） ??? 其实,多村落的调查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世纪早期。可圈点的研究案例包括:20 世纪20 年代李景汉对北京郊区挂甲屯四村落160 户家庭的调查, （注7）20 世纪30 年代陈达对闽粤侨乡十余村落的调查, （注8）梁漱溟、晏阳初等人对山东邹平和河北定县多个村落的调查, （注9）以及费孝通、张之毅等的“云南三村”调查; （注10）较晚近的则有王铭铭的“闽台三村”调查, （注11）项继权的“南街村”、“向高村”和“方家泉村”调查, （注12）以及肖唐标对9 个“宗族村落”的调查, （注13）等等。不过,他们的研究不在于建立村落社会的民族志,而是试图回答(或者说是检验) 村落社会中的诸多“问题”。 ??? 李景汉为我们展示了村落社会里的家庭结构和家户经济,陈达想要审视的是南洋华侨对于家乡所产生的影响,梁漱溟等“乡村建设运动”的发起者是要探索“改造中国乡村社会”的“良方”,而“云南三村”研究则是想通过探讨“草根工业”和土地制度之间的关系,找出一个可与“江村”进行类型比较的基础。至于王铭铭、项继权、肖唐标等人的村落研究则更是立足于检验和反思现代性、集体经济以及村落治理等“大问题”。 ??? 在多村落的调查中,特别要提到的是20 世纪上半叶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在华北农村所做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尽管这个调查的目的不是为了学术研究的需要,但是它所积累的33 个村庄的社会经济文化资料,为后来的一系列研究奠定了田野资料的基础。（注14） ??? 如果说人类学对个体村落的民族志研究为我们展示了中国乡村社会丰富的人文类型,那么,多村落和“超村落”的乡镇研究则为我们提供了较为宏观的视野和比较研究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