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自由主义传统发掘.docVIP

东方自由主义传统的发掘 2012-08-15《学术月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迅速崛起，引起西方人士的惊呼，认为这是“西方三百年未有之挑战”。这一挑战不仅在于中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事实，更在于长达三百年西方对中国的认识范式的危机。因为，根据西方理论认为，自由是发展的基础。在西方学者看来，西方的发展来自于其自由主义传统，中国则是典型的东方专制主义国家，而专制主义是压抑人性、压制经济自由发展的。有人因此将中国的改革开放归之于外来的西方自由主义的引进。但是，西方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学说大规模进入中国是1990年代中后期，且没有任何证据表示中国改革开放的决策依据和动力源泉是西方自由主义学说。恰恰相反，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是对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的认可。而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性则是中国千百年来历史形成的。由此就需要我们重新认识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制度底色，这就是东方自由主义。在中国文明的历史长河里，流淌着生生不息的自由泉源，并不时翻卷起层层激浪。只是这一泉源长期被高高矗立的上层外壳所掩盖。改革开放极大释放了潜藏在中国历史长河的自由活力，并促成了中国崛起。从理论上发掘被长期遮蔽的东方自由主义传统，来自于正在崛起的中国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一、被定格的东方专制主义　　人类社会的发展依据并受制于其内在的要素。那些具有支配性和基础性的要素，构成社会发展的思想源流和制度底色。但是，人们对社会的认识是持续不断的过程，并受其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制约。中国是一个农耕文明古国，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是基于土地和经验，在相当长时间内，只有“天下观”，而没有不同文明和国家构成的“世界观”。西方具有商业文明传统，其认识不限于所生存的土地，很早就具有跨文明和跨国家的特点。因此，西方思想界比较早的具有“世界历史”的眼光。也正因为如此，对世界的描述和定位更早来自于西方。特别是西方长期以来有一个专事生产知识的学者群体。他们按照自己的理解建构着知识体系，并形成话语优势，甚至话语“霸权”。可以说，世界历史图景是西方人绘制和建构的，并受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其中，东方专制主义便是西方学者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的历史定格，从而将东方专制主义视之为东方中国社会的唯一的思想源流和制度底色。　　专制是与民主政体相对立的概念，指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独裁的政权组织形式，体现在帝位终身制和皇位世袭制上，其主要特征是皇帝个人的专断独裁，集国家最高权力于一身，从决策到行使军政财政大权都具有独断性和随意性。专制主义则是对专制制度的理论概括。作为一种学说，专制主义最早出于西方，且不同历史时期的认识及适用范围都有所不同。特别是西方学者长期将专制主义用于概括和描述东方政治社会。　　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认为：“专制”特指东方国家君主一人对所有臣民实行的主人对奴隶式的政治统治。其根源在于东方人的奴性。他因此种下了“西方是自由的，东方是专制的”种子。[①]但是，当时亚里士多德眼中的西方主要指希腊，东方主要指接近于希腊的波斯。他主要是从政体分类的角度论及的。东方专制是一个相对希腊自由人政体而言的。由于西方的思想源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更被之为精神权威，因此他的“东方专制理论”对后世西方思想界有很大影响。 　　西方进入近代世界时，地处异域的东方世界成为知识分子的研究对象，东方专制社会更是成为一个热门论题。孟德斯鸠将西方理论传统中的“东方专制”思想倾向发挥到极致，提出了“亚洲的奴役”和“欧洲的自由”的二元认识框架。他认为，亚洲的广大平原和适合于耕种的土壤及其相应的农民社会，适合于建立庞大的专制国家。欧洲恰恰相反，领土狭小和商业民族容易产生自由精神。“一种奴隶的思想统治着亚洲；而且从来没有离开过亚洲。在那个地方的一切历史里，是连一段表现自由精神的记录都不可能找到的。那里，除了极端的奴役而外，我们将永远看不见任何其他东西。”[②]他对东方专制社会持批判态度，将专制等同于极权和奴役，从而加以否定。绝对服从、恐怖统治、随意性和专断性是专制国家的重要特征。　　十七、八世纪是西方精神领域异常活跃的时期，也是“东方专制主义”理论发展的“节点”。“节点”之一是随着新兴的资产阶级力量的崛起，作为一种主张和理念的“主义”开始出现。“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如果说物质生产者生产的是物质形态的世界，那么，精神生产者生产的则是意识形态的世界。“主义”既是知识生产者对客观世界的描述，同时又是一种超越客观世界的理想主张。“主义”的出现是世界思想发展历史的转折点。至此，思想开始具有独立性，引导客观世界的发展，并规制着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东方专制”作为一种“主义”而形成“东方专制主义”的认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1758年，“东方专制主义”这一名词出现在爱尔维修的《精神论》一书中，此后扩展开来。“节点”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