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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中国政府与农民关系 文章标题：探讨中国政府与农民关系 　　「内容提要」当代中国社会学学者有关中国政府与农民关系的研究表现出两种明显的特点：一是在构筑“本土化学术”的同时，不断发掘和借鉴西方主流社会理论家和海外中国研究学者的成果，并与海外中国研究学者开展越来越多的学术合作。二是受专业技能和个人旨趣等因素的影响，采取了不同的切入点。总体来看，当代 　　中国社会学学者有关中国政府与农民关系研究的切入主要集中在：国家与社会、国家能力及其实现、基层组织的角色与关系、精英的构成与流动、农民的自主空间与利益表达等五个方面。 　　「关键词」政府 　　农民 　　社会 　　国家能力 　　农民利益表达　　对于中国政府与农民的关系问题进行探讨的历史，可以说跟这个问题存在的历史一样悠久。自古以来，“官民关系”一直是许多有识之士关注和思考的主题。正如许多关于中国社会的研究主题一样[1]，学术界对于中国政府与农民关系问题的研究也分为三股力量，即中国学者、海外中国研究学者及西方主流社会理论家。在这三股研究力量中，中国学者对政府与农民关系的研究历史最久，然而比较系统、比较规范的研究却开始得最晚，“文革”期间还中止了较长一段时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者对政府与农民关系的研究得以恢复和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学术规范，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本文将对当代中国学者特别是社会学学者对政府与农民关系的研究进行述评。　　从总体上看，当代中国社会学学者有关中国政府与农民关系的研究表现出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在构筑“本土化学术”的同时，不断发掘和借鉴西方主流社会理论家和海外中国研究学者的成果，并正与海外中国研究学者开展越来越多的学术合作。常被提及的海外中国研究学者有黄宗智、杜赞奇（PrasenjitDuara）、许慧文（VivienneShue）、戴慕珍（JeanOi）、倪志伟（VictorNee）、萧凤霞（HelenSiu）、孔飞力（PhilipKuhn）、魏昂德（AndrewWalder）、赵文词（richardMadsen）等。二是受专业技能和个人旨趣等因素的影响，采取了不同的侧重点或者说切入点。虽然这些侧重点之间往往存在着交叉重叠，但总的来说，这些侧重点还是可以明确地分成五类，即国家与社会、国家能力及其实现、基层组织的角色与关系、精英的构成与流动、农民的自主空间与利益表达等。本文试图以这五类侧重点为线索，对相关的研究进行考察。　　一、国家与社会　　“国家与社会”是海外中国研究学者对中国进行政治社会学研究的一种主要范式，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逐渐为海外中国研究学者所使用[2]，80年代后期开始被引入中国学术界，并迅速在90年代形成为一股研究热潮。　　在引入之初，中国社会学学者对“国家与社会”问题的关注更多的是围绕“国家与市民社会”来展开的。例如邓正来和景跃进提出，中国的现代化面临着一种表现为“活乱循环”的结构性困境，而流行于80年代的新权威主义、民主先导论在解决这种结构性困境上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所以必须转变思维模式，由原来的“自上而下”变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由原来的“政治与经济”模式变成“国家与市民社会”模式。他们认为，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民社会的雏形已经开始浮现，中国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二元性亦日趋成形，但这些浮现和成形都是“自在的”、不自觉的，必须自觉地“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3][4]尽管“国家与市民社会”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它在研究中国政府与农民关系方面显然存在较大的局限性。按照邓、景的定义，“中国的市民社会乃是指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规则，以自愿为前提和以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以及进行议政、参政活动的非官方公域”，所以它不包括自给自足、完全依附于土地的纯粹农民。[3]虽然邓、景后来补充说，乡镇企业的繁荣培育出了一大批乡镇企业家和乡镇企业工人，他们将成为中国市民社会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但是“国家与市民社会”模式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是把农民排斥在外的。[5]在农业人口如此众多、“三农”问题如此严峻的中国，“国家与市民社会”模式对农民的这种排斥极大地限制了它本身的解释力和适用性。　　正是鉴于“国家与市民社会”模式在研究中国政府与农民关系时的局限性，许多学者主张采用“国家与社会”模式。他们把政府看作国家的一部分，而把农民视为社会的一部分，以“国家与社会”为框架来分析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或者通过考察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来反观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应该说，在研究中国政府与农民关系时，“国家与社会”模式更具包容性，也更具现实性。一方面，相对新权威主义和民主先导论而言，“国家与社会”模式并没有把眼光仅仅限制在政治权威的转型上，而是采取了“国家与社会相本文章共2页，当前在第1页[1][2]下一页本文章共2页，当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