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汉语复声母研究综述（三）.docVIP

上古汉语复声母研究综述（三） 从70年代末以来至今的十余年中，上古汉语复声母研究空前发展，新的研究资料，新的研究方法不断出现，特别是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的建立，每次音韵学研讨会上都有从不同角度，用新的资料和方法研究上古汉语复声母的论文发表，持否定观点的学者提出的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 考古资料的发现和利用。考古发掘迅速发展，出土资料相当丰富，铭文和简牍中的大批通假字，为构拟古音，探索上古汉语复声母，提供了许多前所未见的新资料。 周祖漠《汉代竹书和帛书中的通假字与古音的考订》（1984），对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所出土的竹书和长沙马王堆汉墓所出土的帛书中的七种材料，进行了爬梳整理，考订出古声类有三组、七种复辅音声母：p1、m1、t1、s1、sm、kl、xm。 刘宝俊《〈秦汉帛书音系〉概述》（1986）对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通假字进行了整理分析，得出秦汉帛书音系有四种类型复声母：与边音*-1-构成的复辅音，以S-为前缀的复辅音，*X-与鼻音构成的复辅音，鼻冠塞音声母。认为帛书音系的复声母正处在一个逐渐消失衰亡的过程中。 古汉语联绵词的重新整理与研究。汉语古籍中的联绵词的研究，由来已久。学者们认为古汉语中的联绵词与复声母有某些联系，程瑶田的《果裸转语记》，王国维的《联绵字谱》都触及复声母的问题，可惜当时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近年来对古汉语联绵词的重新整理与研究，为上古汉语复声母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董为光《汉语“异声联绵词”初探》（1986）将“声母不同的联绵词”称为“异声联绵词”，从“结构特征”、“语源联系”并同亲属语言比较进行研究，认为“异声联绵声母格式是复辅音声母组合的继承和发展”。 曾运乾《古语声后考》（1986年何泽翰整理）对84条“古语声后”作了诠释。声后之说源于陆德明《释文》，曾文中列举的“声后”都属古来母字，是“国语复辅音之证。” 汉语方言资料的发掘与整理，汉语方言调查的开展，各种方言资料的发表和各地方言志的出版，为探索研究上古汉语复声母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由于现代汉语方言有无复声母的遗迹，是上古有无复声母问题争论的焦点，于是汉语方言中可供探索研究复声母的资料更显得珍贵。 赵秉璇《晋中话‘嵌l词’汇释》（1979），记录并诠释山西晋语中的“嵌1词”88条，以后又补遗增加到102条（1989）。由于这一类词的第2个音节都是边音作声母，被认为是古有后置辅音为边音的复声母遗迹，该文发表以来为许多研究复声母的论著所引用。 董树人《晋中话‘嵌1词’与北京话对应词的比较》（1983），列举北京话中的“嵌1词”34条，反映了由上古汉语复声母的双音节词衍变而来的“嵌l”连绵词在两个不同的方言中的不同语音表现形式。 贺巍《获嘉方言的表音字词头》（1980）中所列举的“分音词”，梁玉璋《福州方言的“切脚词”》（1982），栗治国《伊盟方言的“分音词”》（1991）等，也都是由方言探索古代汉语复声母的珍贵资料。此外，赵秉璇《太原方言里的反语骈词》（1984）、《晋中话反语骈词集释》（1990），研究山西晋语中的“嵌l词”与其相对应的音义相合的单音词的关系，也为研究上古汉语复声母提供了资料。 汉字谐声系统研究的新发展。利用汉字谐声交替的现象研究上古汉语的复声母，始于艾约瑟、高本汉，但有的学者认为“汉字谐声系统里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岑麒祥1958），“谐声偏旁在声母方面变化多端”（王力1957），这样用谐声交替来构拟复声母较为困难。但近年来学者们在拟测复声母时不是孤立地运用汉字的谐声交替现象，而是与其它资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理顺了“非常复杂”“变化多端”的汉字谐声系统。 喻世长《用谐声关系拟测上古声母系统》（1984），“借助《切韵》读音，研究古代谐声字中主谐字和被谐字之间”“语音的相似和差异”，找出“声母互谐关系，”拟测出了“第一类复辅音十二个，按其结构性质分为XM、MP、PL、ML四个类型”。“第二类复辅音二十一个，按其结构性质分为ST、SD（包括SN、SL），ZT、ZD四个类型。” 雅洪托夫《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声母》（1986叶蜚声等译），利用汉字的谐声交替现象，结合切韵音系的等呼，并与同系属语言进行比较，构拟了“任何辅音与其后的l的组合，”指出“二等字中有l音”、“所有的中古二等字在上古都有带l的复辅音声母”。同时利用“清擦音和响辅音的交替”，构拟了“S与其后的响辅音组合。” 汉语同汉藏语系语言的比较研究。汉语与同系属语言的比较研究，是音韵学研究方法的更新，成为发展上古汉语复声母研究的—条大路。马学良指出：“汉藏语系语言，对于研究汉语特别是古汉语有重要的证发作用，”“对古汉语声母的拟测，参照亲属语言也是有启发的。”（1983）严学窘更进一步指出：“从现代汉语方言和有亲属关系的汉藏语系各语言的比较，”“以完成上古、中古汉语的语音系统，并创拟原始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