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改革30 年中国范式及其挑战.docVIP

国有企业改革30年的中国范式及其挑战 张文魁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转型主要出现在中国、俄罗斯 、东欧国家，以及越南等国家。国有企业改革几乎是这些国家在转型过程中的核心工作。除转型国家之外，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国有企业改革浪潮，这股浪潮席卷了英国和法国等西欧国家、瑞典和挪威等北欧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以及巴西和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除了中国和效仿中国的越南之外，上述几乎所有转型和非转型国家，在国有企业改革中都选择了明确的、有计划的私有化道路。但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可以算作一个例外。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时间之久是独一无二的，从1978年到2008年历经30年依然没有完成，尽管自1984年以来一直被当成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虽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有不少国有企业也涉及到民营化方式的改革，但总体而言，至今为止，国家没有选择明确的、有计划的私有化道路，而且私有化在1978年之后相当长时间里受到政府排斥。大部分转型国家的国有企业在私有化之后经历了严重的产出衰退过程，而中国的国有部门经过一轮又一轮改革延到30年之后的今天，其绝对产出水平不断上升，在非国有部门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国有部门产出目前在工业中仍然占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比重。中国一些国有企业以新式做派和不断上升的竞争地位出现于国际市场，使国际社会和国际学术界感到困惑甚至震惊。 从1978年开始，国家尝试释放对国有企业经营权的控制，随即演变为激进的控制权改革。国家在较长时期里刻意回避所有权改革，但对控制权的释放客观上引发了对所有权逐步的被动释放。 控制权释放不但导致了内部人的强势地位，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剩余索取权，也诱发了他们对所有权方面的要求。在非国有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的情况下，大批国有企逐渐陷入财务困境，也给地方政府带来了所有权改革的压力。这些因素形成了所有权改革的基础推动力。乡镇企业所有权改革的示范，私有企业的硬预算约束及它们与政府之间的清晰边界，以及私人所有者展现出盘活国有资产的能力，也促使了政府以开放的心态对待所有权改革，促进了所有权改革的战略主义思维的形成。 定义中国范式 中国经过长达30年的探索和实践，形成了国有企业改革的独特范式。基于对改革经历的总结和剖析，从如下几个方面定义国有企业改革的中国范式。 第一，改革长期遵循实用主义思维，并且在较长时间里刻意回避所有权改革和激进推行控制权改革。放权让利的最初成就使许多人相信，中国人有着杰出的智慧可以以激进的控制权改革来替代所有权改革。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早期放权让利、经济责任制、承包制和租赁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几个阶段之后，才进入到大规模的、得到官方认可和指导的所有权改革阶段，尽管这种所有权改革与其他转型国家明确的、有计划的私有化有着重大区别。改革路径的阶段性与实用主义改革思维有直接关系，长时期里，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是以解决当时迫在眉睫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而并不是要建立某种最终目标模式。实用主义思维使得每个阶段的改革都显得有成效，因为它能对症下药地解决当时的实际问题。在中国，产出增加和收入上升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发展”，也就是说，改革一定要促进发展，否则改革就没有意义。不过，实用主义过于局限于当前困局而顾不上根除国有企业的深层弊病，因而每一阶段的改革都带来后遗症并需要新一轮改革来应对，使改革陷入疲于应付的境地。实用主义思维和对所有权改革的刻意回避互为因果，实用主义思维有助于回避所有权改革，而对所有权改革的回避强化了实用主义思维。即使1997年党的十五大加强了战略主义思维，但2003年之后国有部门的快速复苏又使机会主义思维抬头。 第二，长时间的激进控制权改革自发地走向长时间的渐进所有权改革，使所有权改革形成较严重的路径依赖特性，导致国有企业从内部人控制转为大规模的内部人持股。最初的放权让利导致了一步比一步更加激进的控制权改革，以管理层为核心的内部人不但获得越来越多的控制权，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剩余索取权，从而产生了隐含民营化成分的非正式所有权改革。在这个过程中，内部人还强化了改革以来所积累净资产的所有权要求，信息对称和谈判优势地位有助于内部人实现这种要求。特别是那些原先规模较小、国家几乎没有注入资本金、主要依靠管理层努力而发展起来的国有企业，管理层要求收购的动力会更强，政府似乎也比较理解和顺应这种要求。控制权改革所导致的企业短期行为和产品市场过度竞争，将大批国有企业特别是数量众多的小型国有企业，带入财务困境，给政府施加了对小型国有企业进行所有权改革的压力。总之，激进的控制权改革随着时间推移已经积累了足够的所有权改革的基础推动力。渐进所有权改革是在激进控制权改革赋予内部人的优势地位的基础上进行的，使得所有权改革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性。在所有权改革中，特别是小型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改革中，内部人的优势地位甚至主导地位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