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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对居民幸福指数影响研究综述 刘艳革 （安徽大学商学院，安徽 合肥，230601） 摘要：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的影响力逐渐淡化，企业对社会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因此，企业的社会责任不再局限于经济利润的最大化，除此之外，更多的要承担法律责任、伦理责任与慈善责任。这不但关系到经济的全球化，而且很大程度上从居民自身健康、工作保障、自我价值实现及生存环境四个方面影响居民幸福指数。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 居民幸福指数 影响研究 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理论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界定，目前学术界还没形成统一，在西方研究者基础之上，国内学者把企业社会责任与我国国情结合起来，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概括来说，企业社会责任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来理解。狭义观点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就是指企业的经济利润。企业是股东的企业，一切企业活动就应该围绕企业利润最大化来运行，即尽可能的扩大销售、降低成本，任何违背企业经济利润最大化的活动都是在向股东“收费”。相反的，广义的观点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不但包括了企业的经济责任，还包括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法律责任要求企业遵守所有的法律，要求企业完成所有的合同义务，带头诚信经营、合法经营，带动企业员工企业所在的社区共同遵纪守法，共建和谐社会。伦理责任是社会对企业的期望，要求企业为社会就业、为环境保护和社会安定作努力，同时企业自己的运营活动、产品及服务不对社会造成消极影响。慈善责任要求企业在教育、医疗卫生及社会保障等方面，充分发挥资本优势，承担发展社会事业责任。比如，周祖城[1]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应当承担的，以利益相关者为对象，包含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在内的一种综合责任。孙继荣[2]用三重基线模型来描述社会责任，即要求企业要同等、同时和统一的考虑经济、环境与社会，以保证可持续发展。黎友焕[3]把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界定为，在某特定社会发展时期，企业对其利益相关者应该承担的经济、法规、伦理、自愿性慈善以及其他相关责任。 国内大部分学者是从某一个角度来分析企业社会责任。比如，冯小宇[4]从竞争力角度，认为社会责任是企业保持和提高竞争力的必要条件。同样从利益相关者角度研究，金建江[5]总结得出企业社会责任就是企业对利益相关者承担责任，即要关注并维护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王晓巍，陈慧[6]则研究表明企业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程度不同，其中企业对股东的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贡献最大。周延风，罗文恩等[7]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行为与消费者响应的角度，最后得出结论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消费者的购买意向有显著影响。而温素彬，方苑[8]从企业财务绩效方面研究，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其财务绩效有正向影响作用。最后，常凯[9]、蒋建湘[10]就法律角度分别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了研究。 居民幸福指数研究 对幸福的研究历史源远流长，期中对此研究最多的是古代的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他们对幸福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深入研究。在我国，现代经济学领域的幸福研究则开始于上个世界的80年代，仅有短短的几十年历史。 最近几年，我国经济快速发展，GDP作为衡量国富、民富的标准，也取得了很大的提升。世界银行公布数据显示，按汇率测算，1980-2002年，我国GDP总量从1882亿美元增加到12371亿美元，在世界的次位从第11位提升到第6位。而衡量人幸福快乐的国民幸福指数研究仍处于不断探索之中。2005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国栋向会议提交了一份题为《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程国栋认为国民幸福指数与GDP一样重要。对于居民幸福指数的研究，不同的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界定。曾鸿，赵明龙[11]认为，幸福指数的研究，即把人们对幸福的感受，通过一套测量体系进行数字化的比较和分析，得出数据和结果。 钱雪飞[12]则依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从生存需要满足层次的幸福指数、安全需要满足层次的幸福指数、社交需要满足层次的幸福指数、尊重需要满足层次的幸福指数及自我实现需要满足层次的幸福指数五个指标，运用统分结合测量法来研究居民幸福。同样依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王洁[13]则从三个层次建立居民幸福指标，基于AHP模型来进行研究。而任海燕[14]则从客观幸福指数、主观幸福指数及主客观结合幸福指数三个指标分别对国家级层面、省级层面及城市层面进行研究，并最终得出我国居民幸福指数较低的结论。而且，任海燕还认为，影响居民幸福指数的因素不但有经济因素，还有健康状况、工作保障以及环境因素。最后，杨作毅[15]则认为，居民幸福指数与自身身心健康、收入状况、人际关系状况、个人价值实现自身感受以及家庭生活有关，并以此建立居民幸福指标进行了一定的研究。 企业社会责任对居民幸福指数的影响 居民幸福指数是反映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