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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场化过程中商协会的制度变迁 孙 俊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改革正广泛地改变各类经济组织的结构和效率，这场改革推动了政府机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向市场化的方向转变。中国长期历史形成的由国家控制一切社会经济活动的模式正在分化，经济控制权力逐步向个人、企业和一些新兴的经济组织过渡。商协会这样的新兴力量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日益凸现，但是，现存的商协会制度并不能有效地提供增进社会福利所需的产品和服务，商协会这类经济组织的改革方向和改革的动力来源成为深化市场体制必须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试图通过讨论中国市场化过程中商协会的制度变迁经验，回答这个问题。 经济控制权力从国家手中向其他经济组织转移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国家与市场的竞争是权力分化的内在动力源泉，商协会成为承接部分权力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商协会逐步确立了其社会和法律的合法性地位。然而，当前与商协会相关的制度安排并不能保证商协会能够有效地发挥这些权力赋予它的经济功能，制度创新是保障商协会在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 商协会的性质 如同企业、国家的出现一样，商协会等经济组织的起源也是为了节约市场机制的交易费用。科斯（1937）明确提出当代通行的自由价格市场机制的运转是有成本的，企业是协调交易的一种方式，通过节约交易费用替代了市场机制。威廉姆森（1974）区分和归纳了交易费用的决定因素，指出当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大和获取信息困难时，通过纵向一体化形成组织以内部化交易可以节约交易费用。 商协会组织是纵向一体化组织的一种形式，也是为了克服市场机制交易费用较高的问题而出现的。但是商协会组织与国家、企业有着本质的区别。 企业是社会经济中最常见的纵向一体化组织制度，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解决生产者之间存在的交易费用问题，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之间通过缔结长期的关系合约组成赢利性企业将生产者之间的交易费用内部化，提高了生产者相互交易的效率。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经营的目标，如果把内部化的交易费用视为企业的生产成本的一部分，并且假定企业的生产没有规模经济和外部性，企业与消费者之间、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不存在交易费用，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的核心定理已经证明，在市场机制下，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可以有效地提供社会所需的所有产品和服务。但是，现实根本不能满足这些严格的假想条件，市场失灵成为经济中经常发生的现象，其他的组织形态往往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而出现的，企业不是对市场的唯一替代。 按照诺斯的国家理论，国家是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国家通过提供基本服务——社会博弈基本规则的确立和实施，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从而增加国家的税收。这样的组织目标导致了国家向社会提供一系列公共或半公共的产品和服务，包括法律、国防、公正等。有国家暴力保障的社会博弈规则从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市场交易费用，尽管存在潜在的竞争，但是依靠暴力，国家提供的服务本质上是垄断的。 企业和国家是解决交易费用问题的两种最重要的组织制度，但是企业和国家的出现并不能解决所有的交易费用问题，在某些领域，企业和国家都很难做到有效地降低交易费用。 张军（1994）讨论了非赢利组织出现的两个原因。“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存在交易费用，一些非赢利组织的出现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汉斯曼（1980）认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存在的最明显交易费用是监督产品的费用。由于消费者对所需产品的监督困难，生产者的机会主义动机会驱使其以降低产品质量从而减少成本并增加利润的方式愚弄消费者，消费者监督产品质量的困难是非赢利组织出现的根源之一。”通过约束组织的赢利性动机，非赢利组织能够相对有效地保证其提供的服务的质量，较好地解决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费用问题。 消费“外部性”导致的消费者之间的交易费用是非赢利组织出现的另一个原因。一些公共或者半公共的物品在消费上是非排他的，即一个人对公共品的消费并不排斥他人对该物品的消费。公共品的非排他性是其自然或者技术的属性，并不是公共品的提供者不想排他，而是排他的费用高昂，由于排他的困难导致了对这些物品消费时的外部性，即一个人对该物品的使用或者消费会对其他人的消费造成影响。如果不存在交易费用，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本来可以通过交易来使外部性的影响达到最优，然而外部性会带来经济学上称之为“搭便车”的困境，在正外部性下，消费者的机会主义动机诱使其不付款而免费搭车，在负外部性下，机会主义的消费者不愿为消除外部性而付费，等待其他消费者出面制止负外部效果。因此消费者之间就外部性进行交易的费用相对高昂，新古典经济学已经证明，由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来提供具有消费外部性的产品或者服务是没有效率的，因此，这类物品往往由国家或者其他非赢利组织来提供。 即使如此，国家也不是解决所有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消费者之间的交易费用问题的惟一组织形态。尼斯坎南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