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馬斯˙韋伯（MaxWeber）的再詮釋談歷史研究與社會學的關聯.docVIP

對韋伯（Max Weber）的再詮釋談歷史研究與社會學的關聯 一、問題的界定 做為社會學傳統的主要奠基者，馬斯、韋伯（Max Weber）的重要性及其貢獻是不容置疑。然而，在社會學傳統中，韋伯也是曾經引起最多的爭論與誤解的一位。尤其是有關方法論上的討論以及對於西方近代資本主義興起的解釋更是議論紛紛。時至今日也還不能說是已經有所定案。在過去數十年中，許多社會學家根據它們自己的特定觀點對韋伯加以詮釋，從而希望進一步建立其理論體系或經驗研究之理論架構，其中尤以柏深思（Ｔ.Parsons）最具代表性。柏氏結構功能的社會學理論基本上便以韋伯的的理論為源頭之一。 而柏深思對韋伯的注釋在相當長的的一段時間也曾左右了美國社會對韋伯的瞭解。在五Ｏ年代、六Ｏ年代不論是同意的觀點也好，相反的觀點也好，為墨頓（Robert Merton）有關新教徒與近代科學的研究，貝拉（Robert Bellah）有關德川時期日本宗教的研究，麥克禮蘭（David McClelland）有關成就取向（achievement orientation）的研究等，基本上皆是從類似觀點出發。然而最近十年來由於韋伯的一些重要原著，包括〔經濟與社會〕（Economy and Society）、 [史坦姆勒之批判]（Critique on Stammler）〔羅夏與尼斯〕（Roscher and Knies）陸續被完整的翻譯出來，使得我們能夠從一個整體的角度來對於韋伯的理論與方法做一瞭解。基於這種新的瞭解，我們發現，過去在美國社會學界中存有許多對韋伯的誤解，這種誤解不但曲解了韋伯的原意，把問題誤導了。更嚴重的是造成了社會學與歷史的分離，而又因這種分離形成許多社會學理論上與方法上，以及實質對問題瞭解上的不當後果，有鑑於此，本文企圖對韋伯加以重新注釋。藉著對其方法論的重估，把西方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興起之問題擺回一個整體歷史的系絡裡，在認識其本質及意義，最後再從實質的歷史問題的討論回過頭來思考社會史研究與社會學的關聯。 二、韋伯的社會經濟史研究與社會學 （一）方法論的重新澄清 有關韋伯方法論的討論是不計其數的多，然而大部分的社會學者在過去討論其方法論時多是從實證論的觀點出發。因之韋伯發法論中的主要概念，如理念類型（ideal type）的建構及詮釋瞭解（Verstehen, interpretive understanding）的運用多被評價為一種不夠科學、無法量化、不能運作化的方法。在實證論的尺度下，這種方法自然便被視之為出擊的或是較為低層次的。即使是少數一些對韋伯方法論立場較為同情，也充其量是肯定期方法上人文精神的價值，但基本上仍是認為韋伯的方法論是不足的，而將之視為一種輔助性的工具。在最近的發展中，現象學的學者們算是最能正面欣賞韋伯的立場，然而即使如許滋（Alfred Schutz）亦未能夠把握韋伯方法論的真正精神，反而將〔意義的瞭解〕的問題侷限在主體的認知上來談。這許多誤解雖然其立場與觀點各異，但及癥結之所在卻是相通而一致的。那便是因為基本上皆未能夠把韋伯方法論擺回其歷史系絡中來了解，進而看其如何運用在西方近代資本主義的分析上，指出社會學與社會史研究的一些基本問題。 韋伯方法論的運用及理論的建構主要揭示針對一個歷史問題的思考：此即是對西方如何成為今日的西方之思考，也就是西方近代〔理性化〕（rationalization）之歷史淵源及其演變之探討。基本上韋伯的分析便是從這歷史文化的問題出發，而其努力最後也是企圖希望能夠掌握此一歷史發展之意義。此一主題如果不能掌握，不但對韋伯曲解在所難免，對韋伯之理論分析的實踐意義亦無從瞭解。這種曲解在柏深思的理論便是十分明顯。柏氏由於無法掌握此一歷史主題，只是一廂情願的想踏在韋伯等人的肩膀上去建構其行動理論的一般體系。而起理論體系用來解釋所謂「現代化」的過程的結果卻是一套看似具有普遍解釋力，實際上只是一些相當空泛的概念組合。別的問題不談，至少就韋伯本身的立場而言，韋伯從不曾企圖建立一套自歷史文化脈絡中抽離的一般理論體系，更不認為其理論分析能夠或應當被放之四海地去被「驗證」。從韋伯的觀點來看，社會現象、歷史過程之探討其目的不在於理論體系本身之完成或普遍通則之發掘，而是在於歷史意義之瞭解，以及藉著歷史意義之瞭解，我們能夠獲得一種鑑往知來的啟蒙。這種深具實踐意義的啟蒙精神，在其「學術作為一種天職」（Science as a Vocation）及「政治作為一種天職」（Politics as a Vacation）兩篇論文中便展露無遺。如是觀之，韋伯方法論之運用與理論之分析基本上便是啟發性的（heuristic），是達到歷史意義之掌握的手段。為了進一步將這些問題加以澄清，下面將就韋伯方法論中的「理念類型」（ideal type）、「詮釋的瞭解」（verste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