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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增长与资源环境极限 2012-09-06??? 　　正因为人类人口增长达到了历史上的空前水平，因此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的问题备受关注，对我们这个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更是如此。今后几年或十来年，中国庞大的人口还将持续一段低速的惯性增长，并且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将会愈加突出。在这种背景下，叶檀女士再次引出这样的重要话题进行讨论非常必要。 　　一、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的理论梳理 　　人口研究绕不开马尔萨斯。1798年马尔萨斯在其出版的《人口原理》首次系统地提出并研究了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粮食)的关系问题。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在没有抑制的情况下，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即1、2、4、8、16、32、64、128、256、512…， 而生活资料却是按算术级数增长，即1、2、3、4、5、6、7、8、9、10…。按照马尔萨斯人口原理，人口增长必然突破生活资料的极限。 　　自马尔萨斯发表人口论以来，人口增长后果的争论就一直持续着。简单概括来说，有三种主要学派的争论。第一种是新马尔萨斯学派，他们从生存资源环境有限的假设出发，认为人口增长对资源环境是一个严重的挑战，是导致环境退化和人类苦难的根本原因。第二种是新古典经济学派，他们认为人口增长不是重要的危害，因为市场分配着稀缺的资源并且刺激着有效的创新。人口增长事实上可能是有效益的，因为历史记录证明，当世界人口增长时，人类的福利就会提高。第三种是制度理论学派，他们认为人类的苦难和环境问题与其说是人口增长引起的，不如说是由社会经济制度的安排和运作引起的。 　　20世纪90年代美国环境社会学家查尔斯.哈珀(Charles L. Harper)在综合前人观点的基础之上指出，至少有四种社会变量是资源环境变化的驱动力：(1)人口增长与规模;(2)制度安排及变迁，特别是有关政治经济和经济增长的;(3)文化、信仰和价值观;(4)技术创新。从社会变迁的宏观视角来看，资源环境问题的产生并不单单来自经济变量和人口变量的影响。实际上，文化、价值观也是不可忽视的变量。社会学家强调，我们的物质主义文化(文明)创造了今天的资源环境问题(哈珀，1998，p76)。 　　不同视点的争论反映出对资源环境问题的不同认识，这种争论开阔了我们的视野，而结果似乎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学者与公众在争论中达成了一些共识：其一，影响环境资源恶化的因素不是单一的、简单线性的;其二，在诸多影响因素中，人口规模及增长只是其中之一;其三，在不同的时期或不同的地区，导致资源恶化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会有所不同。 　　二、布朗关于中国人口与粮食的实证研究 　　叶女士以水资源为例，以翔实的数据为基础，论证了全球特别是中国水资源的有限性和庞大人口及增长“无限”消耗之间的矛盾，进而指出人类所面临的巨大生存挑战。关于水资源论述，我并不在行，但是这里可以以马尔萨斯传统的经典问题人口与粮食为例来分析人口与资源之间关系。 　　1994年世界观察研究所(World Watch Institute)所长莱斯特.布朗(Lester R. Brown)在该所出版的杂志《世界观察》(9-10月号)上发表了题为“谁来养活中国”的论文。布朗认为，到下世纪(21世纪)三十年代，中国人口将由现在的近13亿增加到16亿，届时中国粮食需求不仅由于人口数量的增加而且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方式的改变而猛增。2030年中国将出现2亿700万吨的粮食不足，这相当1994年全世界的粮食输出量，如果再考虑到经济发展后食物结构变化的因素，中国届时粮食不足将达到3亿6900万吨。 　　另一方面，伴随着中国迅速的工业化，中国也会像邻国日本，韩国等一样耕地减少，加之水资源短缺，生态环境破坏，将使粮食总产量不断下降。其结果是中国粮食不能自给，供求缺口很大，将超过世界粮食贸易总量，以至于所有粮食出口国都不可能满足中国粮食的需求，中国的粮食问题将导致世界粮食危机，届时世界经济和政治将陷入前所未有的大混乱。布朗言称，谁来养活中国，这是世界不可回避的问题(布朗,1995) 。因此，布朗预言粮食问题将是二十一世纪最大的问题。 　　事实上， 布朗作为粮食专家一直都十分关注世界的粮食、环境、人口等问题。客观地说，布朗对中国粮食前景的预测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但却过于简单化了。事实证明，布朗的预言言过其实了。布朗关于中国粮食悲观预测之后的近20年，中国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其一，中国人口增长速度并没有布朗采用的预测那么快;其二、中国耕地面积一直保持稳定;其三、农业技术在进步;其四、农业政策制度不断改进等。因此，正如专家学者反驳，与其说粮食问题是个人口和消费问题，不如说是农业经济发展问题。当然，我们也承认，从某种意义上讲，布朗有根有据“危言耸听”式的预言确实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和警世性，确实促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