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日法律改革之比较.docx

近代中日法律改革之比较中国和日本同处东亚北部，是儒家法律文化圈的两个重要代表，具有相似的封建法律传统。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两国同样受到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威胁，并以相似的手段进行了法律改革。然而，两国法律改革的后果却大相径庭：日本建立了相对完善的近代资本主义法律体系，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封建岛国一跃成为称雄东亚的经济强国；而中国的法律改革虽然也引入了大批西方式的法律，却未能找到与传统法律文化的接驳点，非但没有建立起稳固的近代法律秩序，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中国沦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认真总结中日两国从被迫开国到二战前后这一时期法律改革的历史，比较两国法律改革的动因、进程及其特点和后果，有助于我们正确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在当前和今后法律改革中少走弯路。 一．近代中日法律改革的动因 中国和日本几乎同时被西方列强撞开大门，并在大致相似的背景下开始法律改革，但两国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并不一致，文化传统对两国所起的作用亦有不同，因此，两国法律改革的动因既有共同之处，又有相异之处。 （一）近代儒家社会法律改革的共同动因 中日两国一为儒家法律文化的原生地，一为儒家法律文化的继受国，皆以礼仪之邦为荣。近代改革前都是闭关自守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在西方殖民扩张的过程中，皆成为列强的重要侵略目标。因此，两国的法律改革有诸多相似的动因： 1.传统法律无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 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的封建统治都已江河日下、岌岌可危。天灾人祸不断，经济日益衰退。恰在此时，西方列强利用坚船利炮撞开了两国的大门，强迫清政府和德川幕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一向闭关锁国的清政府和德川幕府被迫取消海禁，给予西方列强以关税、贸易、领事裁判等一系列特权。西方列强则凭借这些特权向中国和日本疯狂倾销商品，输出资本。外国资本的侵入，破坏了中日两国数千年来牢不可摧的自然经济基础，刺激了早已萌芽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通商口岸，成为两国近代工商业发展的基地。经济结构的改变带来社会关系的急剧变化，需要法律作出适时的调整。然而，儒家传统法律是在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伦理法体系，其家族本位、否定个人权益的价值取向，其重农抑商、轻视私法调整作用的特性，其维护官僚贵族特权、法律面前公开不平等的原则等，都显示了儒家传统法律与近代商品经济发展的极度不适应。 2.西方列强的威逼利诱 早在佩里叩关[1] 时，当时的美国总统米拉得·费尔摩尔(Millard Fillmore, 1850-1853)致函日本天皇：“……我们知道贵国政府的古法规定着，除中国人和荷兰人以外，不许与其他外国通商。但是，世界形势已有变更，若干新政权已经成立；所以随着时代的进展而制定一些新的法律，似乎是明智的。贵国政府初次制定这些古法的年代，与今天之间，已经隔着不少岁月了。……美洲的人民以为：如果陛下能够更改古法而准许两国间的自由通商，则对双方极有好处。”[2]　在装备精良的舰队护卫下，这些彬彬有礼的要求和强硬蛮横的要挟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在与中日两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后，西方列强为了更好地保护本国的长远利益，希望两国彻底改革法制，以便与西方法制相协调。于是，列强一方面继续以武力相威胁，强迫清政府与德川幕府维护其特权，接受其旨意；另一方面，又以放弃领事裁判权相利诱，迫使其按照西方法律模式改造传统法律，实行所谓的“泰西主义”。 从清政府和日本政府的立场来看，不平等条约的条款中最无法接受的就是治外法权。它不仅让两个礼仪之国丢尽了脸面，而且给国人声讨政府留下了口舌，也给日本政治反对派批评政府提供了现成的把柄。所以，两国都曾努力收回治外法权。日本明治政府一成立，就与美、英、法、俄、荷等国交涉，列强明确表示，“条约的修改必须以在日本实行欧美式的立法为前提条件。”[3] 1901年签订的《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首次体现了清政府企图收回治外法权的决心，其中的第12条规定：“中国深欲整顿律例，期与各国改同一律，英国允愿尽力协助，以成此举，一俟查悉中国律例情形及其案断办法，及一切相关事实，皆臻妥善，英国允弃其领事裁判权。”[4] 之后，又与美、日、葡等国订立了类似条约。对于西方列强的虚伪允诺，中日两国的革新派人士都深信不疑，还为列强的举动辩解，认为列强之所以攫取领事裁判权，是因为西方的法律较轻而中日的传统法律偏重，甚至积极配合列强促成此事。如日本外务卿井上馨即主张在修改条约的交涉中，“采取‘唯有把我帝国和人民化为欧洲国家那样和欧洲人民那样’的欧化主义政策，制定‘泰西主义’的法律，以此取得欧美各国的信任，来逐渐实现撤消治外法权。”[5] 清政府的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也表示：与其“墨守旧章，不如酌加甑采，可默收长驾远驭之效，······法权渐挽回。”[6] 可以说，列强的威逼利诱，正是促成中日法律改革的催化剂。 ?3.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