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级行政管理《公共组织理论的研究》论文.docVIP

农村公共治理领域中农民的组织化参与 【摘要】【关键词】 农民的组织化，一直以来被看作是破解我国三农问题、促进农村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但目前关于农民组织化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还更多地集中于经济领域中的农民组织化，日趋繁盛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作为农民进入市场经济的有效形式和理性选择，成为现阶段中国农民组织化的坚实基点。从结构功能关系的视角来看，在农民对经济领域的组织化参与的推动下，也必然会产生农民对政治生活领域与公共事务领域的全面组织化参与的潜在动能。事实上，农民对于公共治理领域的组织化参与已经在村民自治的体制内展开。但在农村基层公共事务管理日趋繁重的情况下，农民在公共治理领域中的组织化参与程度还明显不足。如何在村民自治的基础上拓宽农民在农村公共治理领域中组织化参与的空间，以农村民间组织的形式最大限度地发挥农民组织化参与的作用，已成为我国乡村治理结构变革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农村公共治理领域中农民组织化参与的必要性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组织是一种跨越时空的、以稳定的方式把人类的活动或他们所生产的物品协调在一起的一种手段。人类行动方式的组织化是社会理性化、现代化变迁的趋势之一。现代社会是以组织为主导方式实现其目标的社会形态，农村社会的现代化也必然包括农民组织化的内涵目标。农民组织化即农民行动方式的组织化，是农民为了实现利益、权力或文化等方面的个人或集体目标，通过特定机制形成各种类型组织的行动与过程。以我国传统社会几千年来所形成的“差序格局”而言，农民的组织化无疑是中国农民摆脱长期的“原子化”与“碎片化”生存状态，向现代“团体格局”转型的必然路径。从中国农村社会历史与文化基础而言，中国农民的组织化则是一个以经济领域为起点的艰巨而漫长的社会结构分化过程。 　　对于我国新农村建设而言，农民组织化首先是一个在经济领域中的参与过程。虽然目前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还有很多问题和障碍，但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为农民以组织化形式更有效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得农民在更广阔的公共治理领域中的组织化参与成为必然的选择。为了整合村庄治理中的利益分歧，锻造新的改革认同，既需要建立新的经济增长组织方式，同时也需要建立新的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农村组织机制。在农村经济获得发展、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下，农村公共生活领域中的问题日益成为农村社会矛盾的焦点，农村公共生活危机的显性化正在成为制约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随着我国农村进入“后农业税时代”，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在农村密集出现，如农村土地问题、农民负担问题、农村干群矛盾问题等。随着近年来城市化以及农村社区建设等社会工程的展开，又产生了诸多与农民利益相关的新型农村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以各种形式显现出来，其中社会治安案件、群体性事件的增多是最具危害性的。虽然农村基层政府在应对乡村公共生活危机中承担着主要责任，但也存在着力不能及的问题，政府财力、人力与物力的局限在目前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从治理理论的角度来看，为了应对公共事务的增加以及管理成本相应提高的趋势，以政府主导为主要特征的行政管理应逐步向多中心、多主体的治理格局转变，这是解决政府公共事务管理效率低下的路径之一。美国公共行政学者戴维?奥斯本指出，那些集中精力积极掌舵的政府决定其社区、州和国家的发展前途。它们进行更多的决策，它们使更多的社会和经济机构行动起来。有的政府甚至进行更多的规章管理。它们并不多雇用政府工作人员，只是保证使其他的组织机构提供服务能满足社区的需要。就我国农村而言，为了应对农村公共生活危机，维护农民利益，促进农村社会稳定，除了进一步发展与完善村民自治制度，还要创建以农民为主体的、以参与公共事务管理为目标的农村民间组织，使农民在村民自治之外以更加多元化的形式与途径，参与到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管理中来。 　　不能否认，村民自治已经为农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提供了最基本的制度保障，但是由于村民自治制度更多倾向于政治控制与经济发展的职能，而无法完全覆盖基层农村的社会管理与服务，仍然有很多边缘性公共领域与突发性的公共问题难以得到有效治理，而这些领域恰恰是农村社会稳定的盲区。随着农村公共问题频出与农民之间利益纠纷的增多，在政府控制范围之外已经出现了自发的民间治理主体。如在笔者调研的桂林市农村，农户为了解决双方的经济纠纷，并不去找法院打官司，也不让村委会出面，而是私下请村庄中有见识和有威望的人进行调解，调解成功后，调解人则向纠纷双方收取一定的费用。农村民间治理力量的逐渐凸现具有两重效应，虽然能够及时有效提供农民迫切需要的公共服务，但如果这些非组织化的农村民间治理力量游离于政府社会管理体系之外，也会是潜在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因此，农民在村民自治之外对公共事务治理的参与，必须以组织化形式进行，尤其是在基层社会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