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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信仰问题上的四个模糊认识 复旦大学哲学系 陈学明　文汇报/2005年/05月/16日　 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就在于有崇高的信仰,也就是对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信仰。然而,毋庸讳言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在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问题上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模糊认识。保持共产党人先进性活动,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澄清模糊认识,使共产党人真正自觉地理解、信奉和遵循马克思主义。 1991年底,苏联解体。在这一关键时刻,邓小平讲了这样一段气吞山河的话:“一些国家出现了严重的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们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惶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么回事!” 10多年过去了,历史证明邓小平的这一基本判断是完全正确的。不要说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胜利前进,就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在经过一段时期的沉寂后,又重新焕发出顽强生命力,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 邓小平之所以能在许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前景产生忧虑的关键时刻作出这一判断,主要在于他对马克思主义有着崇高的信仰。 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就在于有崇高的信仰,也就是对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信仰。然而,毋庸讳言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在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问题上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模糊认识。保持共产党人先进性活动,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澄清模糊认识,使共产党人真正自觉地理解、信奉和遵循马克思主义。 当前,究竟存在着哪些模糊认识阻碍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呢?笔者认为,这些模糊认识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苏东剧变是不是已经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失败? 随着苏东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垮台,马克思主义的命运究竟如何的问题一下子毫不留情地呈现出来。不要说那些西方的政要和右翼思想家,就是原先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也迫不及待地用苏东剧变来做出“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的判决。弗兰西斯·福山写了《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就是借用苏东社会主义的垮台来论证“自由与民主的理念已无可匹敌,历史的演进过程已走向完成”。 这确实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如果苏东剧变已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失败,那么马克思主义的消身隐退便是顺理成章的;如果尚不能在苏东剧变与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之间直接划等号,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前途则另当别论。面对这一重大问题,不能有丝毫含糊。 造成苏东剧变的原因非常复杂。但有一点确信无疑,即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所致。苏东剧变后,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深入探讨了苏东剧变的原因。我们非常赞赏他们所作出的如下基本判断:苏东剧变并没有给马克思主义带来伤筋动骨的损害,而是使她变得更加纯洁、更有吸引力、朝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实际上,不仅是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西方的一些大思想家,只要他们具有“平静的心态”和“起码的良知”,也不会从苏东剧变直接得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业已死亡,只能把它们送到历史博物馆去供人们展览的结论。德国的Ｊ.哈贝马斯在苏东剧变后指出:东欧剧变和苏联的变化,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失败的只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即官僚社会主义。在21世纪,社会主义仍然有着广阔的前景。 确实,没有剥削、没有两极分化、人与人之间互相关心、先人后己、先公后私等社会主义风尚和道德,与根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剥削、两极分化、损人利己、唯利是图、尔虞我诈相比,无论如何要崇高得多、持久得多。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剥削、贪婪和不公正的社会现象,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价值理念就不会过时,就具有感召力和吸引力。人们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念,就永远是题中应有之义。 西方资本主义是否已变得无限美好,从而可以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武器? 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对立面,马克思主义就是为了批判和推翻资本主义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只要资本主义仍然是一种充满矛盾和危机的制度,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批判武器就不会失去力量。 对马克思主义是否还具有现实意义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向的认识。正因为如此,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就通过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来说明我们这个世界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 美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Ｆ.詹明信就认为,以资本主义已发生变化为由,来宣扬马克思主义业已过时,是最常见的一种否定马克思主义现实意义的做法。他承认,资本主义进入后现代时期,确实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特点。但他同时又强调:“这些变化并未超出伯恩斯坦时代的人们所想象的范围。”在詹明信看来,“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科学。” 法国思想家Ｊ.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一口气列举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十大祸害,随后指出,面对这十大祸害,人们只有求助于马克思主义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