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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法律信仰的影响 作者：郑州大学法学院2012级学生 张鹤立 ［摘要］从06年的彭宇案，到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李天一案，公众对法律的质疑从未停止过。而当今社会，总有部分强者、富者利用各种手段规避法律，部分政府官员无视法律，甚至连本应将法律视为守护神的弱者、贫者也不相信法律，这使得法律信仰在当代中国遭遇到严重的危机。而中国传统文化对此到底有怎样的影响，正是笔者想要探究的问题。 ［关键词］传统文化 法律信仰 法律工具主义 扬弃 潜规则 传统文化是指一国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等的总体表征。 法律信仰是指社会的一般主体对法所产生的心悦诚服的认同感和归依感。 “法律工具主义”是指认为法律只是实现一定社会目标的工具和手段，不具有任何目的和价值意义的理论。 扬弃是指抛弃旧事物中消极的东西，保留和继承以往发展中对新事物有积极意义的东西，并把它发展到新的阶段。 潜规则是指看不见的、没有明文规定，但却受到广泛认同、起实际作用的一种规则。 正如维特根斯坦在《文化和价值》中所说：“早期的文化将变成一堆瓦砾，最后变成一堆灰土，但精神将萦绕着灰土。”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的影响主要在于中国传统社会，但是即使是在现代社会，渊源流传的传统文化产生的极其重要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中国古代法制与宗法等级制度紧密相关，经过历朝历代的不断摸索，儒家创设的伦理规范成为了社会的调整机制，“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成为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治国之道。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者一方面制定了大量详备的宗法礼仪制度，一方面又通过施用严刑峻法进行镇压职能。正因为如此，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百姓们而言，“法即是刑，刑即是法”，“刑乃不祥之器”，而礼才是温和的、可靠的处事规则，守礼才是立足于社会的不二法门。 有学者认为，历史上最有可能促成古代中国人法律信仰意识的是道教及汉化后的佛教。但事实上，它们都没有完成使命。理由如下：1.在古代中国，皇权过于强大，对待佛教和道教采用的是实用主义，因此它们同样只是维护王权的工具。在百姓的心中，信仰自然难以形成。2.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过大，相比而言，道教和汉化的佛教势力实在有限，只在某些时间昙花一现，到了最后不得不向儒家思想屈服。 那么法家思想又如何呢？作为先秦诸子中对于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然而，他们的学说并没有将人们引向法律信仰的光明大道，而是让人们对法律的恐惧感与日俱增。法家主张“刑主赏辅”，“以刑去刑”，从而实现人民的“兴功惧暴”。看起来很美，但是他们同时主张“权制断于君则威”，让皇帝凌驾于法之上，使得法成为了君主实现自己欲望的“制民”工具。既然法律可以因为皇帝个人的主观意愿而随意改变，那么法律信仰也就必然成为了破碎的泡沫。 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法律信仰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权力崇拜。 自从秦朝确立了中央集权以后，中国传统社会的等级制度日益森严。从平民百姓到达官显贵，再到最尊贵的皇帝，每一级之间都存在无法逾越的鸿沟。儒家的“克己复礼“更是进一步强化了等级制度的影响。集权统治之下，权力带来的福利是既可以不受他人摆布，又可以主宰他人。相比而言，法律则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东西，不仅皇帝可以随意更改，甚至小官员都可以依仗权力而无视法律。百姓们都很聪明，经历了数次切肤之痛后，他们终于明白，所谓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不过是上层社会对普通百姓的欺骗罢了。 刚开始的时候，由于权力只能世袭，下层百姓只能反抗或者无奈地接受命运的安排。但是，随着科举制度的出现与繁荣，下层百姓也可以通过熟读四书五经进入梦寐以求的官员阶层。更重要的是，传统社会的中国人是公认的“羊的性格”，对权力敬畏恐惧的同时，内心又极度迷恋权力，只要机会出现，宁可打破头也要奋力一搏。由于权力的获得实属不易，而权力的威力过于明显，一旦获取了权力，官员们就会毫不顾忌地使用，光宗耀祖，人前显贵。而为了争夺更多的权力，他们可以阿谀奉承，低声下气地巴结，迫不及待地摆出一副奴隶相。而对于法律，他们会轻蔑一笑。于是乎，各种各样的官场潜规则大行其道，权力崇拜被发挥到极致，而相应的，法律信仰几乎无立足之地。 正因为千百年来流传的权力崇拜的传统，，尽管当代中国政府不断地宣传法制的重要性，但仍未达到理想的效果。亚里士多德早就说过，“法律能见效，全靠民众的服从”，“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法治”。民众只有将法律而不是权力视为信仰，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的法制目标。 二．清官崇拜 包青天包大人毫无疑问是一个清官、好官，广为流传直至今日。在赞其品格高尚之余，笔者不得不对传统文化中的清官崇拜产生担忧。 中国古代的人民在受到压迫，需要政府出来主持正义时，往往期盼的不是法律的公正，而是出现一个清官、好官给出一个皆大欢喜的解决方案。这样，法律的作用被集体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