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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裁判价值合理性问题探析 沈海风 （中共浙江省绍兴县委党校 浙江 312000） 内容提要：通常认为，司法裁判中的价值判断具有主观随意性，缺乏科学性，因而将其排除在外。文章通过法律逻辑学的角度分析得出，价值判断是司法裁判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然后通过对合理性的探讨得出，在论辩的意义上司法裁判的价值判断是具有合理性的，而不是恣意的。 关键词： 司法裁判，价值判断，合理性 价值判断一直被认为是主观随意的，不具有科学性，因此在司法裁判中也就要求法官尽量避免作价值判断，严格遵循司法三段论。但是，司法裁判中真的不存在价值判断，价值判断真的完全是主观恣意的吗？答案是否定的。笔者运用法律逻辑学来论证价值判断是司法裁判的必要条件，并运用论辩理论说明在司法裁判中价值判断是可以具有合理性的。 一、三段论小前提是关于案件事实的描述，即关于案件“是什么或不是什么”的事实判断，而其大前提和结论是关于某类或某个特定的行为事实“应当或不应当”承担某种特定法律效果的断定，规范判断。法律推理是由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规范判断和一个具体的事实判断推出另外一个具体的规范判断。因此，在将案件事实转化为法律事实时，就已经在进行一种带有评价性质的活动了。 传统司法三段论认为，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是以评价中立的事实概念表达的，待判的案件事实只要出现了概念的全部要素，即可直接涵摄。因此在适用概念时，概念要素存在与否的问题可以完全取代评价的问题，借此法官就不必作主观的评价，从而保证了法律适用的安定性、客观性。而情况是否果真如此呢？由于任何案件事实本身都存在着利益冲突，这些利益冲突的类型包括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冲突以及社会利益之间的冲突等，而要解决这些利益冲突，就必须依据法律规定的评价准则。这些评价准则源于立法者如何评价不同的利益、需求，其赋予何者优先地位，并将这些评价都落实在他的法律规定中，而立法者总是把与社会的需要、目的、欲望相一致的行为事实规定为正价值、应当，而把与社会的需要、目的、欲望相违背的行为事实规定为负价值、禁止。对这些冲突的利益进行先后排序的依据主要在于法律对它们的评价，因为它们已经蕴涵了立法者对这些事实冲突的权威价值判断。所以在简单案件中，法官一般只需直接援引相关法条即可解决各种利益冲突，因为此时法官比较容易透过法律规定认识立法者的价值判断，从而直接涵摄；而在疑难案件中，由于法律用语的模糊性或者法律没有相关的规定或者法律规定之间存在相互冲突等等，立法者欲赋予何者优先地位便无从认识，这时法官的价值判断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从上述我们可以知道，在司法裁判中，价值判断是必然存在的，它是法律推理的必要条件，而绝不能排除在外。 二、这种批评性观点意味着一种目的在于讨论并且促使讨论的一方有序地屈服于讨论另一方批评性置疑的方法，也即是说论断的合理性是通过讨论来完成的，一方提出观点必须有论证理由，而另一方则对其论证提出批评性问题，通过这样不断的论辩，最终达成双方的共识，从而使这个论断具备合理性，当然这个论断仍具有可批判性。 罗伯特·阿列克西认为：“合理性不应等同于百分之百的确实性，只要遵守了一定的讨论（论辩）规则和形式，那么规范性命题就可以按照理性的方式来加以证立，讨论的结论就可以称为理性的结论。”据此，判断价值合理性的可行方法即讨论者只要遵循特定的论证规则和形式，其得出的结论就可以作为符合正确性要求的结论。价值合理性是理性商谈程序的结果，它取决于证立过程中所遵循的程序品质（理性的论辩规则和形式）。但考夫曼认为：“此种纯粹程序理论的弱点在于放弃了内涵与经验，因此需要补充。”他认为“理性的追求共识的论辩本身并未指出，什么是真实与正确的，论辩程序不能取代谈话伙伴的知识和经验。” 遵循这些论辩规则和形式只是获得合理性的必要条件，还需要从实质内容的角度加以补充，尤其是关于论辩的出发点。对于论辩出发点，一般认为，讨论者总可以在较抽象的层面上达到价值共识，正如罗尓斯所说：“当人们对更低层次的一般原则的认识崩溃时，抽象化是继续公开讨论的一种方式”，这种抽象化使人们能在各自不同的基础上赞同那些价值原则，从而取得共识。爱默伦、荷罗顿道斯特便认为，“在建构批评性讨论规则中，认为没有某种共同的前提和共同的讨论规则，批评性讨论是不可能的。不能对前提和讨论规则达成协议的讨论者也不可能解决意见分歧。”正因为如此，他们不但规定讨论双方必须对“讨论规则”达成协议，而且规定“在论辩的开篇阶段，当事人将共同接受的命题（可能涉及到事实、真值、标准、价值或价值等级以及选择应用新信息的方法等）纳入命题清单，这就意味着在讨论中可以不必对这些相关命题提出质疑，而将它们作为共同接受的出发点。”他们认为如果论辩的命题内容符合共同接受的价值命题，并且其论证建立在讨论规则中双方接受的并且应用得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