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三个“基因缺陷”.docVIP

西方民主的三个“基因缺陷” 现行的西方民主制度暴露出来一些深层次的缺陷，这些缺陷也许可以被称为“基因缺陷”。如果这些基因缺陷迟迟无法得到修补的话，最终历史可能会证明，今天仍然在国际话语中暂时占有优势的西方民主制度很可能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段插曲，甚至是昙花一现。 为什么这样说？如果我们把历史往前推2500年左右，当时在希腊有一些很小的城邦，实现了某种民主制度——先把妇女和奴隶排除出去，然后在达到一定条件的男性市民中搞一人一票，这种制度后来被斯巴达打败了。之后的两千多年中，“民主”这个词在西方基本上是一个贬义词，大致等同于“暴民政治”。 近代西方国家在完成现代化之后，开始引入一人一票这样一种民主制度。以美国为例，真正普选是从1965年才开始的，比较中国从1978年底开始的改革开放，两者时间上的差别不过13年。当然，两者的背后是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差异。既然两种新制度形成的时间差距并不长，两者不妨竞争一下。 　　历史上的西方政治精英，包括美国的国父，在民主问题上都比现在西方的政客要谨慎得多。他们大都倾向于采用“共和”与“法治”来防止“民主”可能带来的“民粹”。但随着冷战的结束，随着福山宣布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代表了“历史的终结”，我们不仅看到了西方国家在政治体制上的傲慢，也看到了这种傲慢给西方社会带来的巨大代价。冷战结束后的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以胜利者的姿态，以传教士的热情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动西方民主模式，掀起了所谓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一时颇有势不可挡的气势。但20多年过去了，第三次“民主化”的成绩单几乎乏善可陈，倒是坚决拒绝西方政治模式的中国，以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和速度迅速崛起。 　　我多次讲过这样一个观点：一个非西方国家或地区，如果采用了今天的西方政治体制，基本上只有两种结局：一种是从希望到失望，如菲律宾、泰国、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另一种是从希望到绝望，如海地、伊拉克、阿富汗、刚果民主共和国等。问题是这种结局是否也开始降临到西方国家？随着欧美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发展，这种可能性已不能完全排除了。虽然多数西方国家目前还没有陷入从希望到绝望的境地，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仍然享有早先积累的财富和国际秩序中的一些特权，如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但西方民众对自己国家现状也呈现出越来越多的从希望到失望或持续失望的状况。根据美国所做的民调，美国民众在2009年和2012年对自己国家现状满意程度分别为30％和29％；英国为30％和30％；法国为32％和29％；意大利为25％和11％。如果西方国家还是拒绝“与时俱进”的改革，西方整体走衰的趋势估计还会加速，甚至不能排除一些西方国家滑入“第三世界”的可能，像希腊这样的国家似乎正在整体滑向“第三世界”。 　　西方政治模式深层次的“基因缺陷”是什么？主要是今天西方民主制度运作中存在的三个预设：第一，人是理性的；第二，权利是绝对的；第三，程序是万能的。所谓“人是理性的”，也就是我们一些学者津津乐道的：人可以通过自己理性的思考，做出理性的选择，投下自己庄严的一票。迄今为止的社会经验和实践都证明：人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非理性的，甚至是极端非理性的。随着新媒体的崛起，人非理性的一面甚至更为强化了。不少政客就是充分利用人非理性的一面大打民粹牌，从而获得更多的选票和利益。 　　美国学者布莱恩·卡普兰不久前出版了一本专著，点出了理性人假设的要害。他指出，正是由于“理性选民”的“偏见”，他们的选票才会被各种利益集团所利用，进而对经济造成损害。比方说，“理性选民”有喜欢高福利的“偏见”，政客就打“高福利”牌，结果西方国家一个接一个地陷入了高福利引发的债务危机。他认为民主频频失误的主要原因是选民“理性的胡闹”：多数美国的投票者对政治问题是无知的，他们固有的观点也是有问题的，因为自己的无知，就把选举搞砸了；因为自己的“偏见”，自己投出的票也带有“偏见”，自己国家的政策最终也带有“偏见”而走上歧途。他认为美国现在要做的是提高民主的“质”，而不是增加民主的“量”，并建议需要“有水准的选民”投票才能解决美国民主制度所面临的质量问题。当然，在大众民主几乎成为宗教的美国，卡普兰的建议只能是一种假设，基本没有操作性可言。 　　现在西方的政治制度安排基本上把选举国家领导人的任务，每四年或五年一次，交给了选民，而集体意义上的选民和个人一样，都有先天的局限和缺陷，特别是受制于个人的眼界和利益局限，往往无法看到自己社会整体和长远的利益。选民非理性选择的主要表现是民粹主义的泛滥。政客只要有足够的金钱和作秀的能力，就可以迎合大众的短视和局部利益。相比之下，“中国模式”中群众路线的核心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既要了解民意，又要整合不同的民意并顾及社会整体和长远的利益，最后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决策。从过去数十年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