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纠纷解决之考察二方法.docVIP

乡村纠纷解决之考察　　5、公众舆论 　　著名人类学家MartinC.Yang 在其对山东地方一个村庄的田野考察中仔细考察了社会控制过程中的公众舆论的重要性。他注意到“社会控制乃是村庄事务，其主要手段是公众舆论。倘若一个人的行为受到大多数村民的赞许，则他处处获得荣誉和尊重。因此，非议成为强有力的制约。” 当事者在纠纷解决过程中会不自觉地考虑别人的看法。可能他的某些行为从“官方法律”的角度来看是合法而且合理的，但若得不到村民的认可，受到非议，那么在一般情况下，他会收敛自己的行为。在一个具有众多共同性的生活社区内，公众舆论的力量，往往成为规范个人行为的主要力量。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面子”、“公众舆论”、“第三者”等因素之所以对当事人产生影响，主要是由于人类的从众性。从众(conformty)，由个人或一个团体的真实的或是臆想的压力所引起的人的行为或观念的变化。 人们选择从众，主要一是为了想不犯错误，力求正确;二是想通过遵照团体里其他成员的期望去行事以博得别人的欢心。 从众，是人作为社会性动物的自然选择，没有什么可以责备的。只是由于文化、地理等环境因素的影响，会使从众性的表现和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在目前的乡村地区，个人的从众性，是非常明显的，这主要是由于乡村地区特殊的社会关系结构。 　　除了以上所列举的因素外，当然还有其他因素的存在。笔者并无排除其他因素之意。而且以上所列举的因素，相互间不乏交融之处，其界限也并非特别明朗，难以精确划分，只能进行相对的描述。但是有一点是要注意的，以上所列举的因素是对众多纠纷进行系统考察，概括总结而来，并非任一纠纷解决过程中都会同时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 　　另外一方面，根据美国的社会学者苏珊?菲斯克和谢利?泰勒的研究，人类是认知的吝啬鬼(cognitive misers)，也就是说，我们总是在竭力节省认知的能量。 考虑到我们有限的信息加工能力，我们总是试图采用简化复杂问题的战略。我们可以用下述方式实现这个目的：(1)通过忽视一部分信息以减少我们的认知负担;(2)过度使用其他信息以避免寻求更多的信息;(3)接受一个不尽完美的选择，因为这已经足够好了。 因此，当事者在纠纷解决过程中，能够完全考虑上述各种因素的可能性较小。鉴于“人类认知的保守性” ，倘若各个因素之间存在一定冲突，就会对其进行抉择。当然，其抉择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各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仍不乏存在部分当事者为了眼前的物质利益，而一意孤行的情况，即某一因素的影响力起决定作用，完全排除它因素的影响的情况。 　　总体来讲，大多数个人遇到纠纷时，首先会对对方当事者进行关系定位，以界定其与自己的亲疏远近，然后以自己的基本利益为出发点，寻求舆论的支持，保护自己的面子，保持着对纠纷的合理解决的期待而做出最佳选择。 而其实际的具体的解决过程如何，也就看具体的各个影响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了。这与当事者的个人因素息息相关，但是与其基础，即社会状况的变迁程度若何也是息息相关。 　　五、各因素背后之社会状况变动 　　一个人在具体纠纷解决过程中会采取怎样的具体行为或抉择，并不单是个人因素在起作用，还应考虑情景因素，否则极易犯“基本归因错误”。 注重社会状况、社会政策的变化，对于考察乡村纠纷解决过程也是极其重要的。随着社会状况的变化，对当事者产生影响的各个因素，其影响力(或曰当事者对它的重视程度)有些在加强，有些在减弱，更有新的影响因素在不断出现。著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及民族学家林耀华曾在其《金翼》一书中叙写了30年代福建一个村庄里毗邻而居的两个家族(张芬洲家和黄东林家)在中国民间传统文化与经济的背景下，面对新的商业社会的经济方式，而进行的调整，及其产生的对两个家族的巨大影响。 笔者相信，在当前的社会巨变之下，对农村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比林耀华所描述的30十年代的变化是要显著的多，深刻的多。 　　(一)社会结构、家庭结构 　　传统中国是一“伦理本位的社会”。 以家庭为中心，个人与团体消融于家庭。 在以前的乡土社会，此种情况甚为显然。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资料极其有限，再加上人们对家乡土地有着特殊的情感，且以家庭财产共有为常理，于是逐渐地产生了伦理本位的社会。传统中国的人伦道德通常指儒家的礼教，或渭之传统伦理，它在古代中国被普遍地奉为天经地义般的人伦之道。 恰如子产所云：“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之。” 在伦理社会中，对关系的重视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然而社会总是在不断变动。就近现代史来看，共产党在执政初期，对乡村地区不断发动大规模的改组浪潮。 初期的婚姻改革和土地改革运动，使个人从家庭的束缚中得到某种解放，加速了支配家庭主动性的血亲关系的瓦解和严重削弱。 据史学家观察，共产党改造了乡村，实现了外来控制，将之整合为一个较大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