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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人口因素作者：王丰 安德鲁·梅森　来源：中国人口科学原载《中国人口科学》2006年第3期p2～18标题注释：感谢Robert Retheford、Kam Wing Chan 、Martin K.Whyte和蔡泳给予的宝贵意见，Maliki、Turro Wongkaren 的助研工作，以及沈可为本文所做的中文翻译工作。作者简介：王丰，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校区教授；安德鲁·梅森，夏威夷大学教授。内容提要：文章试图对25年来中国经济与人口变化过程尤其是人口因素在经济转变中的作用加以评估。在回顾与总结了这一时期人口变化的主要指标的基础上，然后通过介绍和使用两个“人口红利”的概念与方法，就过去25年中人口变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利作用做出估算，并对未来人口变化，尤其是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可能影响与机遇加以评估。最后，对中国近期人口变迁所产生的几项社会后果进行讨论。关键词：人口转变/人口红利/老龄化/生命周期目录一、25年来的人口变化2（一）人口变化的制度环境31.经济和社会改革将经济决策权从国家下放到家庭与个人32.计划生育工作内容与方法发生重大转变43.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与迁移4（二）人口变化的主要指标51.人口增长率和生育率52.死亡率与健康73.迁移和城市化74.家庭户类型和居住方式8二、中国生育率下降是否产生了人口红利9（一）第一个人口红利10（二）人口老龄化和第二个人口红利14三、人口变化的社会后果22（一）出生性别比和女童存活率22（二）婚姻的社会分层24（三）区域差异25四、结论27在过去25年中，中国经历了一个历史性的人口转变过程，从一个“人口转变中社会”成功地过渡为一个“人口转变后社会”。“人口转变中社会”的特征是死亡率降低带来人口的快速增长，而紧随其后的生育率下降又减缓了人口增长速率。“人口转变后社会”的特征则是期望寿命再创新高，生育率跌至替代水平之下，持续性的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在不久的将来，也就是几十年之内，中国人口将开始缩减。中国人口转变的历史意义，不仅是因为它改变了按传统的人口指标所衡量的人口变化：死亡、生育和人口增长。在过去25年的经济转型中，中国社会更目睹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城市化，其绝对数量在世界上均是史无前例的。人口再分布一方面不可避免地与中国的社会和经济转型息息相关，而它同时也为经济转型创造了机遇，并引发了新的问题。25年前，在经济改革之初，中国政府将人口控制与经济改革作为“基本国策”并举。25年后，中国已成功地转型为市场经济，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中国人口太多会阻滞经济发展”这种共识已逐步淡出公众话语。但当前缺乏对中国人口现状和人口政策的重新考察，就如25年前忽视了对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认真审视，使得民众和决策者无法充分理解人口因素过去和将来在经济转型中所扮演与将扮演的角色。我们在本文中将讨论3个问题：（1）回顾与总结25年来人口变化的主要指标；（2）使用“人口红利”这一概念与方法，评估过去的人口变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利作用，以及“人口红利”会如何影响未来经济发展；（3）指出并强调中国近期人口变迁所产生的几项社会后果。一、25年来的人口变化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经济改革开始之前，中国的人口转变已基本完成。死亡率与生育率都已大幅下降。死亡率的大幅下降使期望寿命延长了50％以上①。在“晚、稀、少”的生育政策下，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在20世纪70年代中从19.7岁上升到22.8岁，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7下降到1979的2.8（Coale 等，1987）。如此迅速而成功的人口转变并没有阻止一种与经济改革理念相反的人口政策的延续。在经济政策方面，国家放松了管制，将决策权下放到了家庭与个人。而在人口政策方面，要求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经过20多年对生育政策的不断调整，大多数农村地区实行“二孩加间隔”政策，而城市却一直严格执行一孩政策。虽然一孩政策开始时只是一个应急措施，但这一政策已经延续了1/4个世纪。政府一方面放开了对经济生活和人口迁移的控制，而另一方面又对生育控制紧抓不放，这就构成了中国过去25年人口变迁的重要制度环境。（一）人口变化的制度环境有三方面的制度环境变化对理解中国过去25年的人口变迁至关重要。1.经济和社会改革将经济决策权从国家下放到家庭与个人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子女抚养费用大多由国家或集体负担，而在目前市场经济社会中，家庭承担的子女抚养费用越来越多。这对卫生医疗、死亡、结婚、生育和居住方式等人口变迁的诸多方面都有深远影响。农村集体合作社的解体和城市终身聘用制的消失，加重了成年人的经济负担，他们越来越担心能否养育好孩子。一个注重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激励并迫使父母为孩子提供更多、更好的教育。而受教育成本节节攀升，非义务教育已不再是“免费的午餐”。农村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