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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死刑文化的角度论当前中国保留死刑的必要性 摘要：死刑，这个经常见诸媒报端的词汇，我们并不陌生，而要考问死刑之滥觞发皇却也并非为每个人所熟悉。作为一种严厉的刑罚类型，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死刑演变的历史可以追溯几千载，而死刑存废的争论也已经延续上百年。今天我们站在现代人的视角，翻看探究死刑文化发展的历程，目的就是为了对我们自身文明史上这种重要的文化存在有一个全面、深刻而正确的认识，并能够以客观的态度看待世界范围内汹涌的“废死”潮流，以理性的思维认清我国现阶段保留死刑的必要，这也是撰写此文的初衷。 关键词：死刑文化 废除 保留 有关死刑的存废之争已经持续了两百多年，自从“废死主张”第一次被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明确提出后，这种分歧就一直存在了。人们对于死刑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死刑是否必要、死刑是否正义这两个层面，围绕人的生命价值从死刑是否具有威慑力、是否违宪、是否人道、是否符合罪行相适应原则、是否助长了人们的残忍心理、是否符合刑罚目的、是否容易错判和改正、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等方面来讨论死刑的存废。【1】这些对纯粹死刑存废问题严谨而全面的考察无疑是科学的，但是，若违背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脱离了特定的社会、文化实际，置现实国情于不顾，而妄谈死刑之存废，则是毫无意义的。我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有其悠远的历史背景和复杂的现实状况，要探讨我国死刑的存废问题，必须结合这些特殊的当前实际。 什么是死刑 死刑，又称生命刑、极刑，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强制性地剥夺犯罪人生命的刑罚。【2】因其对生存权直接和不可悔复地剥脱性，死刑堪称是刑罚史上最严厉最残酷的刑种，同时它也是人类史上最古老的刑种。早在奴隶、封建社会，死刑就已被统治者不同程度地推崇和忠爱，成为其手中维护统治利益和秩序的利剑。进入近现代，死刑则是维护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维持社会稳定、惩处重大犯罪的终极手段。 二、中国的死刑文化发端 死刑并非从来就有，它的滥觞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它是阶级和国家出现之后，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产物。早在远古蒙昧时期，人类社会既无国家，亦无律法，更没有作为国家刑罚手段强制执行的死刑。死刑，是人类成长进入文明阶段的发明。 （一）先秦时期 悠悠千载，时光流淌，公元前 26 世纪的黄帝时代，出现了已知的最早死刑——“殛刑”。继之而来的是夏商周“三代”，其中夏王朝历时400余年，堪称是中华法制文明的发祥时期。及至商周，伴随甲骨、青铜文化的兴盛和奴隶制国家的形成，法制文明进入了新的阶段。《左传·昭公十四年》记载：“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己恶而掠人美为昏，贪以败官为墨，杀人不忌为贼”，犯此三项罪者，均应处以死刑。夏商周“三代”最主要的刑罚是五刑——“墨、劓、剕、宫、大辟”；其中“大辟”，又称杀罪，是中国奴隶制时期最具标志性的刑罚方法。“大辟”肇始于夏朝，发达于商周，是奴隶制时期死刑的总称，其影响及于秦汉唐宋元明清至今数千年之久。 （二）封建时期 秦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是法家文化最为发达和璀璨的时期，到了秦代，中国死刑文化已进入了其被推崇的巅峰时刻。重刑主义是法家思想的突出内容，法家主张“轻罪重刑”，即用严刑峻法来达到治国安邦的目的。法家认为，“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只有重刑酷法，才能“以刑去刑”“以杀止杀”，才能使臣民畏惧，才能杜绝作奸犯科、防止谋国叛乱。重典匡国，严刑拘世，这种崇法尚刑的思想对后世的死刑和法制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酷法苛政使秦朝二世而终，汉初吸取秦亡教训，摒弃了“专任刑罚”“重刑轻罪”的法家主张，遵循无为而治、与民生息的黄老思想，采取“约法省刑”“轻徭薄赋”的施政方针，经过七十余年的治理成效显著。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用儒家教化来包装法家刑罚：认为“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左传·昭公六年》）是为了维护“君权神授”；强调“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确定了“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商君书·说民》）的核心立法原则。从此，“外儒内法”被默认为中国封建统治的正统法律思想，并为后世历代王朝所沿袭和尊崇。由此可见，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中国早期的死刑已经具有了自己鲜明的特色：无论是“三代”及秦的“酷刑峻法”，还是汉初生息的“省刑约法”，或者是汉武及后的“外儒内法”，它们都有一个共通之处：法不存废，顺应时势调整刑罚尤其是死刑的宽严程度和适用范围来防止犯罪作乱、维持统治秩序。 三、关于死刑的存废之争 （一）死刑之存 在中国，死刑被历代统治者视为惩奸除恶、治平止乱的有效工具，因而其存在具有牢固的政治历史基础。在西方，尽管死刑现已为大多数国家所废除，但究其文化传统对死刑存在的认可依然有深厚的社会思想根源。圣经被誉为西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