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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贪污腐败罪立法方面的不足 摘要 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是当今困扰世界各国的一大社会问题。贪污、受贿犯罪为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当前，我国贪污罪受贿罪法定刑设置存在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打击和预防贪污受贿犯罪的成效。最后提出了自己的完善建议：增设罚金刑，调整没收财产刑、完善资格刑的内容，对贪污罪受贿罪增设资格刑、取消分则条文中规定的免刑条件和非刑罚的处理方式、在适当时候从立法上废除贪污罪受贿罪的死刑、对贪污罪受贿罪应分别规定不同的法定刑、取消有关数额的规定，将数额犯修改为情节犯。　 犯罪手段，隐蔽性越来越强贪污腐败犯罪窝案、串案增多贪污腐败犯罪中共同作案的越来越多贪污腐败犯罪人携款潜逃增多，资金外流严重贪污腐败犯罪中顶风作案和持续作案突出??? ? 我们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方向以来，经济高度增长，经济建设取得了的成就。但在另一方面，贪污腐败犯罪却有日趋增多的趋势，而且这个增多是全方位的，包括案件数量增多；犯罪金额增大，犯罪金额上百万元的案件已是司空见惯，上千万的也不在少数，一些案件犯罪金额甚至上亿元；犯罪分子的级别也越来越高。贪污腐败犯罪目前还呈现出以下新方法、新动向、新特点。 犯罪手段，隐蔽性越来越强。 ????贪污腐败犯罪绝大多数属于智能犯罪，行为人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职务，在犯罪前总是想方设法变换作案手段，隐瞒所犯罪行，逃避法律制裁。例如，深圳工程咨询公司副总经理兼广州公司经理曾莉华在与境处公司合作经营一些工程项目时，以“入门费”、“酬谢费”、“办理出国旅游”等费用为名先后向三个公司的董事长索贿并接受贿赂共计人民币387万元，港币13万余元，美元2万8千元，并将绝大部分赃款换成港币或美金，转移到香港存入当地银行，企图定居后享受。其主要手段几种：善于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作为犯罪的工具，从而具有较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权钱交易的犯罪活动，往往混杂在合法执行任务之中。犯罪手段不仅从单向向双向、多向发展，而且从个体向综合体发展，表现为内外勾结，里应外合。贪污腐败犯罪与其他经济违法，行政违法行为交织在一起，相互联系，互相包容。 贪污腐败犯罪窝案、串案增多。 ??“近年来的贪污贿赂犯罪逐渐向群体方向发展。一些国家工作人员与以及其他单位人员勾结起来，或者单位内部的人员互相串通，共同侵吞国家和集体财产，有些犯罪还带有明显的团伙性质。往往是在一个单位查处一案，就能挖出一窝一串，情况十分惊人。”残酷的事实证明了，贪污腐败犯罪呈现出窝案、串案繁多的局面。窝案是指国有单位中有三人或三人以上进行职务犯罪的案件。如东北“慕马”大案使许多公务人员锒铛入狱。1997年，浙江省金华市检察院专门成立了重案领导小组，组织优势兵力，立案查办了“金华县税案”中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案件12件13人。在查处过程中，该市检察院依法查处了金华县原常委、宣传部长虞新法、副局长吴樟贤等玩忽职守案。同时，串案是指上下级工作人员相互勾结，虽不是同一单位工作人员，却因贪污贿赂关系而成为“一条绳上的蚂蚱”。 ??贪污腐败犯罪中共同作案的越来越多。 ????在近几年来，这种情况在贪污腐败犯罪中越来越多。，安徽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宿州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张治淮及其子宿州市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原局长张冬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两人受贿数额超过两千万元，法院依法判处张治淮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判处张冬无期徒刑。 ??贪污腐败犯罪人携款潜逃增多，资金外流严重。 ????公务人员携款外逃至国外，已经成为近几年来我国贪污腐败犯罪的一大特色。例如，2002年4月6日，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局长、烟草公司经理、党组书记蒋基芳在无任何迹象的情况下，外逃至美国。2001年5月，身为河南省政府设在香港的“窗口公司”—河南豫港公司董事长的程三昌，从香港不辞而别，携巨款和情妇到新西兰定居。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前行长余振东，许国俊和许超凡犯下惊天大案（监守自盗近5亿美元）后，都潜逃至国外。，贪污腐败犯罪者外逃又呈现出新的特点，就是在任职期间就把资产转到国外，同时让亲属加入他国国籍，在其未被查处之前就从容而逃。 ??贪污腐败犯罪中顶风作案和持续作案突出。 ????近几年来，，顶风作案和持续作案十分突出。通过司法机关的严厉打击，虽然在某些人中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遏制了他们的犯罪欲望。但是，也仍有人置国家法律于不顾，以身试法，顶风作案和持续作案。如浙江省台州市立案查处的80件案件中，顶风作案的34件，占46.3%。’“检察机关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危害社会程度，结合有关刑事和案例，建议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处以某种特定的刑法。”量刑建议就是“建议”，法官没有必要接受的义务，但是它提高了法官对公诉方量刑建议的关注度，使其在量刑时能够充分考量有关量刑的所有材料及各方当事人的量刑意见，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