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刑事证据法制度转型和研究转向.docVIP

刑事证据法的制度转型与研究转向二 　　(1)防止误判 　　尽管“准确地发现事实”仍然是刑事司法的统摄逻辑，但已经远远不是传统社会的“积极真实发现主义”。这主要是因为，“(虽然)实质真实之发现，既可以惩罚有罪，义可以避免错罚无辜。但若不强调防止错罚无辜这一侧重点，无限制地追求发现真相，(则)可能导致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局面形成”，“而此种局面一旦形成，冤案遍地的现象必然娩出，无辜者被当作罪犯逮捕、起诉、审判、定罪乃至处决的事件就会时有发生”{9}。 　　其实，从知识论的角度来讲，人类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无论是依靠自身的理性，还是依托现代的科学技术，都无法克服人类认知方面的局限。就前者而言，一直以来，证人指认是司法认知的重要手段，但这种方式并不可靠。如在美国，关于刑事司法错案的报告显示，造成错案的绝对性原因为“被追诉人的瑕疵自白”和“证人的错误指证”，并且97%的错案集中于那些可能判处极刑的恶性案件，如谋杀和强奸{10}。同样地，认证主体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人类认知局限的影响，即使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法官，在审查和判断证据时也不能保障绝对的准确。就后者而言，以DNA技术为例，通过DNA技术获取的证据，一直以来被视为是绝对可靠的证据，并已呈现出替代证人指认的前景和趋势{11}，甚至还担当着纠正错案与误判的制度功能。 [6]但是DNA证据的采证与样本筛选均是由司法人员来实施的，司法人员受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