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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法应当关注的几个理论问题 　　陈界融 　　认定事实是适用法律的前提，证据法为认定事实的基础法或根本法。自1999年始，在王利明教授、陈光中教授、江伟教授、张保生教授等一大批学人推动下，中国证据法学呈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证据法在中国正在成为显学”。张保生教授所描述的“四个标志”即是这一现象的概括和总结。中国证据立法，一方面将人类先进的、能够适应中国国情的证据立法例和证据文化尽纳其中，另一方面将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兼具证据法理论支撑的惯行做法，提炼加工到证据法立法中，使我们制订出来的证据法，既有理论前瞻性，又有实践可操作性;既能适用于中国社会需要，又能为他国证据立法提供强大的法理支援。为此，证据法应当适时关注如下一些理论问题。 　　一、非法证据排除法则在民事证据中可否适用问题 　　通说认为，证据有“三性”(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但我们认为，这是刑事证据的特性，民事证据只有“二性”(客观性、关联性)而没有合法性，原因在于： 　　第一，证据法通过合法性法则，将国家公权力机关违法收集的证据排除在外，一方面保证公权力机关依法行为，树立法律权威;另一方面防止私权受到公权力侵害。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刑事诉讼中，公安、检察等公权力机关具有搜查、扣押、传唤、拘留、逮捕等强大权力，而被告人甚至辩护人并没有太多或太大的措施予以制衡，即诉讼双方攻防“武器”不对等，通过刑事证据非法排除法则，即能实现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