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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语文课程的教学特点 语文是基础教育阶段的一门十分重要的课程，它对学生学习能力的提高、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的形成以及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起着奠基作用。 现代社会要求公民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具备创新精神、合作意识和开放的视野，具备包括阅读理解与表达交流在内的多方面的基本能力，以及运用现代技术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语文教育应该而且能够造就现代化社会所需的一代新人发挥重要作用。面对社会发展的需要，语文教育必须在课程目标和内容、教学观念和学习方式、评价目的和方法等方面进行系统的改革。而语文课程系统改革的前提是对“语文”及“语文课程”概念的重新厘定和准确把握。 第一节 语文的本质 课程性质是课程理论建设与实践研究的核心问题。课程性质的明确更是课程成熟的重要标志。语文课程的性质是区别于其他课程的根本标志。是语文课程之所以成为语文课程的本质属性。对语文课程性质的不同认识，构成了人们不同的语文教育观，决定了人们不同的语文教学目标观，也影响着人们对语文教学内容、教学过程与行为及方法的选择。语文课程的性质是由语文的本质决定的。从语文的内涵及其特征入手探求语文课程性质是惟一正确的方向。 一、语文的本质 如果从一般社会文化视野和人们的直观经验来判断，语文的内涵固然是十分的丰富而博大。但作为学校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阶段学校教育中的一个科目，语文这一命名必定有着特殊的含义。任何命名都是一种召唤。召唤当然有所唤来。那么，语文召唤来的究竟是什么？即语文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探问语文的本质，就是探究和建立语文名称赖以成立的根据，因此我们不得不追寻语文命名的背景和演变过程。 （一）语文名称的演变 “语文”作为基础教育中的课程名称，是随着语文课程的建立与发展逐步演变而来的。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基本上是与经学、史学、文学、哲学、伦理学等融合为一体的所谓“极端混合型”的，是集政治、历史、宗教、人伦等于一体的综合教育。清末，废科举，兴新学，实行现代意义上的班级授课制，才为语文学科的独立发展提供了历史的契机。 在新式学堂里，“语文”作为一门课程，最初并不叫“语文”。1902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语文从经学、史学中分立开来，专设一科，其中蒙学堂设字课，习字，寻常小学堂设作文，高等小学堂设读古文词、作文、习字，中学设词章。第二年，清政府又颁发了《奏定学堂章程》，语文类课程，初等小学堂设“中国文字”，高等小学堂和中学堂设“中国文学”(文章之学)，并在全国推行。 后来，梁启超、蔡元培等人认为，“中国文学”中的“文学”，从近代西方的文体分类学看，所指的应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之类，而“中国文学”一科所要学的内容，既有“文学”的，也有非“文学”的，所以名实并不相符。不如把“中国文学”改名为“国文”，内容所指可以更广泛，也更符合实际。于是，梁启超在1906年创办长沙女子学堂时，就把课程名称改为“国文”；蔡元培在上海爱国女学执教时也把它改称为“国文”。至辛亥革命后，蔡元培以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身份，主张要求中小学的语文课程一律改名为“国文”。 五四运动以后，言文一致、国语统一，成了时代的潮流。众多新派人物主张，用口语说话写文章，以口语表达促进文字表达，以国语教学促进国文教学，做到言文一致，我手写我口，这是当时许多语文教育家所共同追求的目标。1922年，北洋政府公布《学校系统改革案》，全国教育联合会组织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草拟中小学课程体系，并于1923年颁布中小学课程纲要，中小学分设的“中国文字”和“中国文学”改称“国语”，主张小学生专学白话，初中生兼学白话。高中则仍用旧名“国文”，主要教文言文。1932年以后，小学称“国语”，中学称“国文”。直到1949年，叶圣陶任华北人民政府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时，才将“国语”和“国文”统称为“语文”。从此，“语文”就成为了基础教育中关于母语教育的课程专用名称。 （二）语文的本质 在教育领域里，没有任何一门课程的名称像语文那样不断地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讨论，让许多人在概念的理解与定位上产生诸多歧义。语文是什么，如何认识和把握语文的本质，在语文课程改革与发展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人们各有仁智之见，对它作出了多种不同的解释。由于认识角度与分析方法等因素存在的差异，对语文含义的理解亦呈歧义性和多元化，如“语言与文字”说、“语言与文学”说、“语言与文章”说、“语文与文化”说、“语体与文言”说等等。众说纷纭。 为了廓清人们对“语文”二字的模糊理解，从1962年起到20世纪80年代，叶圣陶先生多次在不同场合做了解释。 1962年，在为北京中华函授学校举办的“语文学习讲座”中说：　　　 “什么叫语文？平常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到纸面上叫书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① —————— 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