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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轻言“夏汉勘同” 高山杉 贺兰山山嘴沟石窟出土的西夏文佛典印本和写本残片（山嘴沟西夏石窟，上、下册，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10月第一版），虽然在量上远不及俄藏、英藏和中藏黑水城文献，但在质上却一点儿也不逊色。其中二号窟出土第十种印本残片（共三纸）内编号K2：96的第一张残片，以及同窟出土第十二种印本残片（共八纸）内编号K2：189的第三张残片，曾被我勘同为北宋华严宗祖师、“楞严大师”长水子璿（965-1038）集首楞严义疏注经》的西夏文译本（参看我写的拜寺沟方塔与山嘴沟石窟出土佛典刻本残片杂考，中西文化交流学报，5卷1期[徐文堪先生古稀纪念中西学论专号]，2013年7月，第76-79页），是俄英中三国藏黑水城文献中未见的精品之一。 近日拿到上海古籍出版社新出西夏学第十辑，看见柴冰女士在她的论文西夏首楞严经文本考辨（第133-141页）中详细地介绍了我这个发现。不仅如此，柴女士还以我的研究为基础，进一步将上述第十种和第十二种残片中其他六张残片也“勘同”为首楞严义疏注经。但是，对于她的“勘同”结果，我完全不能同意。下面就来简单谈一下我的看法。 篇幅所限，我只举一个例子，就是第十二种残片内编号K2：275的第一张残片（图一；山嘴沟西夏石窟，下册，图版九六），这是因为它上面残存的西夏字较多，比定出内容的可能性较大，便于说明问题。残片上的字，整理者曾作如下的直译（方框代表未能识读的字）： 1舍牟陀止于依 2舍那观于依3故见谓知见二 4 者定慧正等处三 （山嘴沟西夏石窟，上册，第97页） 柴女士认为，K2：275对应于首楞严义疏注经卷四之二的以下文字（句读是我加的）： ：“，谓，顺观义”二者，审观烦恼结，对，灭门观灭，拣择，对断：“观者，谓因缘灭，顺毗钵观义”修前方便未能相即，随顺，，观，观，止观为，发觉。、别明二义：。、义：、因果同异门：三 我觉得这个结论实在是下得太过仓促了。理由有二。第一，山嘴沟石窟二号窟出土的西夏文印本佛典以残片和碎片居多，凡是不带封签、首题和尾题的，整理者一概依据纸张、版式和书体将其暂时归为一种（山嘴沟西夏石窟，上册，第56页）。K2：275虽然同已被我发现是首楞严义疏注经的K2：189归为同一组，但是在纸张、版式和书体方面，没有任何决定性的证据保证它们都是散自同一部佛典。 第二，柴女士“勘同”的这段义疏文字，虽然含有K2：275的一些关键词，如“奢摩他”（即整理者直译的“舍牟陀”）、“（毗钵）舍那观”、“依”、“二”、“三”等，但与K2：275并非密合无间。比如K2：275原文中是“奢摩他止”，义疏却作“奢摩他观”，一是“止”，一作“观”，差别还是很大的。另外，K2：275上面有的“见”（李范文夏汉字典初版第0046号字；下文引用此书，只注“夏汉+西夏字序号”）、“知见”（“知”字见夏汉2699）和“定慧正等处”（五字依次为夏汉2833、4882、2748、1737、5645）等字词，义疏中都没有。 显然，K2：275绝不是首楞严义疏注经。这就是为什么我以前虽然也注意到义疏中这些被柴女士“勘同”的文字，但却没有贸然将其与K2：275勘同的主要原因。我最近又重新研究了一下K2：275，终于在汉文大藏经中检索到了一段与它最为接近的文字。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这段文字竟然也是来自子璿的著作，不过不是首楞严义疏注经，而是金刚经纂要刊定记。相应的文字见于该书卷七（凡是K2：275上有的字，都以下划线标出）： ，，，万缘，独，毗钵，毗钵观，观，，观察，委细推求，历历分明，为见见，等持，以定等处名，义，为胜解K2：275第二行开头本来还有音译为“钵”的西夏字（夏汉0776）的残余笔画，与后面的“舍那”正好构成“（毗）钵舍那”，但整理者没能识读出这个字。第三行第四字由于左侧和上部都有残缺，整理者也没能认出来，只好暂时以方框代表。但据上引刊定记中“此二者知见也”一句，可以看出该字正是“此”字（夏汉5354）。 整理者所译第四行最末一字“三”，原文不是西夏文数词“三”，而是发音为“三”的音译字（夏汉3984）。从原件照片来看，该字后边其实还有一字，但因字画残损严重，整理者没能认出来。据上引刊定记“但以定慧等处名三摩提”一句，可以看出该字正是音译字“摩”（夏汉字典4575，与“奢摩他”的“摩”是同一字），而“三摩”后面我推测必是“三摩提”的“提”字。 通过这样的夏、汉互校、互证，更加证明K2：275与金刚经纂要刊定记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大家可能看出来了，我在上面并没有急着说K2：275可以和刊定记“勘同”。这主要是因为，相应于K2：275前两行“奢摩他止于依”和“（毗）钵舍那观于依”（转换成汉文语序，就是“依于奢摩他止”和“依于[毗]钵舍那观”），刊定记里的“，，定”和“毗钵观，观，故”，虽然在意思上是近似的，但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