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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审查逮捕阶段听取律师意见制度 　　摘 要 新刑诉法把审查逮捕阶段听取律师意见制度正式纳入诉讼程序中。该制度有利于维护犯罪嫌疑人在审查逮捕阶段的合法权利，确保审查批准逮捕案件的质量。但不可否认，听取律师意见也增加了审查批捕工作的难度，在实践中，就该制度的建立仍不免存在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结合基层检察院侦查监督工作的实际，在现有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对听取律师意见制度进行构想，以期能构建一个切实可行的听取律师意见制度。 　　关键词 审查逮捕 律师意见 诉讼程序 　　作者简介：朱文秀，福建省漳州市云霄县人民检察院。 　　中图分类号：D9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10-053-03 　　赵作海案、浙江萧山案等冤假错案的出现，对检察机关审查批捕准确性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在审查逮捕阶段以权利制约权力被广泛提及，听取律师意见逐步成为学术界和司法界关注的热点。 　　2012年3月14日新刑诉法第八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询问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该规定正式赋予了辩护律师在审查逮捕阶段的诉讼参与权，进一步深化刑事诉讼活动的公正性，改变了审查批捕程序的封闭性，充分体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并重”的执法理念。然而，辩护律师介入审查逮捕阶段也存在参与时间短、造成证据不稳定等问题，增加审查逮捕工作的困难。因此，建立一个现实可行、相互制约的听取律师意见制度成为了当前司法实践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审查逮捕阶段听取律师意见的价值分析 　　（一）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法律追求 　　新刑诉法首次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中，近年来，“尊重和保障人权，文明理性执法”也成为深化检察改革的价值追求之一。人身自由是人权最基本、最重要的部分，逮捕是刑事强制措施中最严厉的惩罚性手段，是对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严重限制，看守所封闭艰苦的生活、与亲友通信的中断、对未来的怀疑或恐惧等，实质上也对犯罪嫌疑人判处了心理刑罚。逮捕后一旦证据、事实发生变化导致不起诉或被法院宣判无罪，即使犯罪嫌疑人能够获得国家赔偿，对其人权的伤害也无法完全弥补。因此，在审查逮捕阶段应当听取律师等各方意见，赋予犯罪嫌疑人救济的权利具有现实必然性，能够更加全面、充分地对犯罪事实进行判断，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是“以人为本”思想在侦查监督工作中的重要表现，体现检察工作的人性关怀。 　　（二）符合审查逮捕制度的司法抗辩性 　　司法活动具有抗辩性、多方参与性，审查逮捕是诉讼程序之一，也应具备司法活动的基本属性。由于办案期限短、案件数量大，我国审查逮捕程序长期封闭式运行，侦监部门一般只对侦查机关（部门）移动的案卷材料进行审查，控、裁双方单线操作，律师意见及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的证据或信息难以传达。反观世界多数国家，普遍做法是在审查羁押时采用司法审查模式，形成控（侦查机关）、辩（犯罪嫌疑人）、裁（检察机关）三方所组成的“三角诉讼结构”的诉讼。2010年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朱孝清指出：“在审查逮捕过程中，应借鉴世界多数国家的普遍做法，实施司法审查。”新《刑诉法》的规定为律师意见进入审查逮捕环节提供了法定渠道，确立控方的法律地位，使审查逮捕模式由公文审批式转变为三方控辩式，回归审查逮捕程序的司法性，更加科学合理。 　　（三）反映降低逮捕率的谦抑执法理念 　　在审查逮捕程序中，我国侦查监督部门多数存在着“有罪逮捕即不错”的错误认识，“以捕代侦”的做法相当普遍。调查证明，我国的逮捕率仍然在80%以上的高位运行，年逮捕人数90余万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因涉嫌罪行较轻，捕后被不起诉或者被判处徒刑缓刑以下轻刑。豍逮捕作为最严厉的强制措施，应该谨慎适用，世界法制的必然趋势之一就是批捕率逐渐下降，但我国司法实践中适用率却居高不下，这种反常现象违背了“兼顾司法权威和人权维护”的现代逮捕谦抑性原则，错捕案件更是带来诸多负面效应。新《刑诉法》引入听取律师意见制度，发现可能忽视的证据瑕疵或因定势思维形成的认识误区、审查盲点，获取无逮捕必要性的信息和侦查监督线索，提高审查批捕环节的案件质量，降低逮捕率。 　　（四）探求权利制约权力的监督价值 　　在我国公、检、法体系中，检察机关处于监督者的位置，对诉讼活动具有监督权。然而，检察机关自身的司法活动却缺乏必要的监督，对侦查机关一家之言的偏听普遍存在，探索辩方权利制约控方权力的要求日益迫切。当辩方权利通过合法途径与控方权力进行对峙时，裁方才能综合案件证据进行居中判断与监督，从而不偏不倚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律师介入检察机关审查逮捕程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醒侦查监督部门重视更多与案件相关的问题，全面审查无罪、罪轻、无逮捕必要性等意见涉及的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