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出版科学系30周年的回顾与反思.docVIP

武汉大学出版科学系30周年的回顾与反思 　　每年九月的大学开学季，各大学的新生照例要举行入学典礼。对于武汉大学1983级图书发行专业的新生来说，他们的开学典礼有点不寻常。除了参加全校新生共有的典礼外，学校在行政楼第一会议室，还专门为该班60名学生，另举行了一个小规模的典礼[1]。场面虽小，规格却不低。莅临典礼现场的有学校副校长、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和湖北省新华书店经理。学生得享殊荣，不为其他，只因他们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届以图书发行为专业的本科生。中国的出版高等教育，由此发端，逶迤于今，正好30年。 　　古人云，三十而立。这是对个人生命成长的要求和简括。而对于一个专业或学科来说，30年也许不必应然为成熟与否的标记，但回顾一下走过的足迹，可以有助于我们对未来规划的思考。回顾是纪念，更是期待；是总结，亦是反思。回顾的主体方面，固然是这个学校这个专业的历史，但更想从中映射出这个变动不居的时代，这个为之培养人才的行业，这个教育体系中的学科的发展轨迹，询问其中包含着怎样的时代、文化产业和教育自身的逻辑？ 　　当1983年4月1日，教育部以（83）教计字第044号文批复了武汉大学同意设立图书发行专业，相隔4天后，新华社专门发表了消息，《光明日报》及多家报纸亦予以报道。作为新闻点，关注的重心，当是这个新专业的诞生，至于花落谁家，由谁率先承办，倒还在其次。新闻背后的潜台词，是我国图书出版发行行业飞速发展的现实需要和未来预期。经过“文革”十年的书荒，一朝改革开放，极大释放了人们对知识的渴求。新华书店站在与读者眼波交会的前沿处，春江水暖，从排成长龙的广大购读人群中，感受到行业发展人才短缺的瓶颈。于是，新华书店总店牵头发起，积极谋划，奔走于国家出版局和教育部之间，一手促成了这个新专业的诞生。1983年9月武汉大学校方特邀新华书店方面的高层出席开学典礼，既表明对这个新专业的重视与支持，也是对专业推动者的感谢与敬意。 　　时隔29年，2012年9月的又一个开学季，武汉大学的梅园小操场上，又迎来了一个簇新专业——数字出版专业的新生，虽然不再有首届学长们的恩荣，但可肯定的一点，这个同样是全国首度招新的专业，也一定会在中国出版高等教育史上留存下印迹。当初，图书发行专业的创办，以人才需求方——新华书店为主导，而数字出版专业的创立，则是以办学方——武汉大学伙同兄弟院校的专业同行主动索求的结果。主导模式虽然有别，但所面临的出版境地却是相同的，即社会转型带来了出版转型，进而要求出版人才培养的跟进与嬗变。如果说，图书发行专业创办的时代前提是国家的改革开放，基之于政治经济体制的巨大变革，而带来出版规模的大幅提升，和生产组织结构方式的变化；那么，数字出版专业所遭遇的出版现实语境，则是数字技术的异军突起，出版产业形态愈来愈明显的数字化趋势，昭然若揭。前者的转型是体制推动，后者的转型是技术推动，都释放了生产力，都内在地要求教育培养目标与之随转，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新专业的创设。而现在的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出版科学系，恰因这两个新专业的先行接办，从教育的端口处，见证了时代与出版转型的轨迹，有某种典型意义。 　　2012年9月，与数字出版专业同时招入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出版科学系就读本科的，还有编辑出版学专业的新生。这个专业的脉络流传，早先的源头就是1983年开始首批招生的图书发行管理学。10年后的1993年，教育部发布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设编辑学和出版发行学两个并列二级学科，于是，有专业名称的第一次更换。未久，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2]将此专业，从原来图书馆学系中分离出来，独立为“出版发行学系”，系名就是专业名，两者对应一致。1998年，国家教育部又出台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归并了1993年目录中的编辑学和出版发行学，统合为编辑出版学。于是，又有专业名称的第二次更换。饶有意味的是，这次随之更改的系名，没有与国家规定的专业名称保持响应，另名为“出版科学系”。这背后不曾言明的心理，是否可理解为对“编辑出版”这个在上下位概念上多少有点含混的专业名称的心存置疑？抑或是在隐隐中坚持大出版的概念，不乐见“发行”的轻轻抹去？毕竟，中国的高等出版教育，是从“发行”开始起步，与“编辑”专业、“印刷”专业一道，共同构筑了现有的出版高等教育体系。 　　据北京印刷学院王彦祥文章《我国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规模调研和地域分布分析》，国内开办编辑出版学本科专业的院校，2011年上半年的数据是62所[3]，这恐怕已是全球第一的规模。武汉大学从最先创办发行专业到现在，早也由“第一”变成了“之一”，由“先行”变成了“同行”，这一方面固然值得额手称庆，因为专业学科由独木长成森林，印证了擎火者的吾道不孤，固有其价值在；另一方面也深可惕虑的是，“之一”者曾经领先的地位如何保持，或者，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