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机制.docVIP

第十四讲 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机制 当我们分别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深层的超稳定结构和它在社会转型期依旧强有力的影响之后，文化批判的内在逻辑必然驱使我们进一步探索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机制、途径或方式。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迟滞，从内在原因来看，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模式所特有的超稳定结构的阻滞和桎梏，而从外在原因来看，则是迄今为止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启蒙的方式没有真正切中传统文化模式的要害。因此，关于中国传统文化转型机制的探讨必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原有的文化启蒙和文化转型方式的检讨与批判；二是依据中国传统文化的超稳定结构，提出新的文化启蒙和文化转型的途径和方式。 表层文化启蒙与深层文化启蒙 无论文化危机时期的文化冲突、文化反省和文化批判，还是文化转型过程中文化的内在创造转化或外在批判性重建，在现代都越来越成为一种自觉的历史进程，而其中文化启蒙（系统的文化反省、文化反思、文化批判文化重建）是十分重要的环节和内涵。就近现代社会的现代化的背景而言，文化启蒙的宗旨是破除传统的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文化模式对人之自由和社会的创造性的束缚，确立以理性、契约、自由、主体性、创造性为本质内涵的现代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文化精神，使人从自在自发的传统的生存状态进入到自由自觉的和创造性的生存状态。这种转变是文化的现代化，从本质上讲是人自身的现代化。西方现代化进程中以人文主义为特征的文艺复兴和以新教伦理为内涵的宗教改革、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新文化运动和80年代的文化争论，都属于这种以人自身的现代化为宗旨的文化启蒙。 然而，虽然各种形式、各种方式的文化启蒙都有助于推动文化的整体转型，但是，不同深度的文化启蒙的历史作用是极其不同的。例如，我们发现，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激进主义的文化启蒙虽然很激进和革命，但是往往流于表面化，是一种表层文化启蒙，很难从根本上触动和改变具有超稳定结构的中国传统文化模式。而近年兴起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属于文化哲学的一个新兴领域，它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为背景，以人自身的现代化为宗旨，倡导一种以人之主体性的生成为核心的文化启蒙立场。从启蒙的宗旨上，日常生活批判同一般文化激进主义的文化启蒙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但是，由于以现代化为背景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是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的根基上揭示传统文化的转型和人自身的现代化的现实途径，因而它超越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80年代“文化热”所代表的传统的、表层的文化启蒙的局限性，建构起一种新型的、深层的文化启蒙模式。 （一）表层文化启蒙的局限性 如前所述， 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重要特色之一在于，它的每一次深入，总是将文化层面的问题凸现到十分醒目的位置，无论从洋务运动开始的“中体西用”的防御性的、被迫的现代化，还是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的主动的现代化，其结果都引起了文化转型的要求。在前一次现代化进程中，从早期洋务派的技术和器物层面的引进经过戊戌维新的政治体制变法，最后落脚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而在80年代开始的现代化进程中，同样先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中间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并且又一次引发了文化转型问题，形成了80年代后期的新的“文化热”。 应当明确的事实是，无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还是在80年代的“文化热”中，人文知识分子都在积极倡导一种以确立人之主体性，即实现人自身的现代化为宗旨的文化启蒙。这体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在本质要求。我们反复强调，中外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表明，以工业革命、市场经济、科技革命为表现形态的现代化并非简单的经济增长和技术发展的问题，而是代表着人类社会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世界历史性的转型，因而，它既包括社会层面的现代化，也包含人自身的现代化。从社会层面上讲，现代化是指传统的自然经济以及以传统、习惯、血缘、天然情感维系的社会关系让位于建立在大工业生产和现代科技之上的市场经济以及合乎理性的、符合人的发展需要的、民主的社会关系和结构。与此相适应，在活动主体方面，就有一个如何从传统人转变为现代人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文化启蒙所追求的人自身的现代化是指人由凭借习惯、传统、风俗、情感而自在自发地活动的日常生活主体向具有主体性和创造性，具有人本精神和技术理性的自由自觉的现代主体的转变。 问题在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80年代“文化热”两次激进的文化启蒙运动从根本上说除了实现人文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以外，并没有真正触动普通民众自在自发的传统生存模式，梁启超所设想过的具有权利思想、义务思想和自尊、进取、冒险等特征的“新民”和陈独秀呼唤的自主的、进步的、进取的、世界性的、实利的、科学的“新青年”始终没有在中国大地上普遍地生成。不仅如此，进入90年代后，中国社会出现了非常奇特的文化景观，当中国现代化进程以市场经济的建构为契机走向深化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