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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问题的简要分析及解决建议 摘要：农民工的出现，是继20世纪80年代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后，中国农民的又一次解放，它使亿万农民工家庭的收入与生活状况得到了极大改善。农民工群体只能朝着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迈进，不可能再。我们对农民工的基本定义：指具有农村户口身份、却在城镇或非农领域务工的劳动者，这是中国传统户籍制度下的一种特殊身份标识。目前，全国农民工总数约在2.1亿人左右。预计未来十年，从农村转移出来的人口将在1.5亿人以上。农民工普遍反映“工作太辛苦”。39.5％的人平均每天劳动时间8小时，44.2％的人工作9-12小时，10％的人工作12小时以上。52.7％的人月休息时间在4天以下，其中，有22.6％的人根本没有休息过一天。 就业不稳定，是造成农民工流动性强的关键原因。从2003年至2005年11月，我们的调查对象未变动过工作的有52.3％，变动过一两次工作的33.9％，三次以上占13.8％。有45％的调查对象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期限66.4％为一年，两三年以上的18.8％，14.8％的劳动合同是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限。“工资被拖欠和克扣”是农民工遇到的最大困难。49.9％的人反映，需要加班才能完成任务；43.7％的人表示，加班是拿不到报酬的。调查显示，“三资”企业需要加班的比例最高，私人企业与个体企业拿不到加班工资的情形最为突出。56.5％的农民工从未接受过劳动安全卫生教育；只有60.6％的人表示，所在单位提供了必要的劳动保护用品；仅有47.2％的人反映，所在单位定期进行健康检查；48.3％的被调查对象反映，本单位女性农民工在孕期不能得到法律规定的特殊保护。在社会保险方面，只有22.5％的被调查对象在务工单位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23.4％的人在务工单位参加了医疗保险，40.6％的人参加了工伤保险。此外，再无其他社会保障。对当前农民工问题的基本判断 通过上述调查数据，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农民工群体正在走向分化，因而，决定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必须分类考虑。一类农民工仍然具有农业户籍，但已经在城镇具有稳定的居住处所、就业岗位与劳动关系，拥有在城市生活的经济能力，他们的归属只能是城市；二是只有农闲季节才外出务工的传统农民，他们的归属是乡村；三是处于流动状态的农民工，这是农民工中的最大群体，他们进入第一类人群的人数在持续上升，或者以做城市人为目标。 农民工问题是一个以亿计的流动群体权益全面受损，并涉及到经济、社会、政治层面的综合问题。现阶段，各地政府既承认农民工在城市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却又将其视为不安定因素，在政策制定上，从维护城镇居民利益出发，对农民工实施以管治、限制、防范为主的消极政策取向，被边缘化的农民工其个人风险在不断累积并必然演变成社会风险，进而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造成巨大的压力。农民工的社会保护与维权机制缺失。一方面，农民工付出的劳动代价与所获经济收益的差距在持续拉大，农民工权益意识高涨与维权机制不畅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另一方面，社会保护机制缺乏，在工伤、疾病医疗、养老、贫困等方面的后顾之忧极多，而维权机制因法制不完善、监察机制不健全而依然处于缺失状态，这意味着农民工权益受损后的社会风险在高速积累。通过这次调研，我们得出了对中国农民工问题的理论判断。第一，农民工现象是传统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经济社会政治分割与市场经济发展、统一劳动力市场及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相冲突的产物，这一过渡期估计还会持续20年左右随着新体制的全面确立，农民工的身份将并分别归入到市民或者农民群体。农民工问题严峻的根本原因：一是城乡发展的失衡格局持续扩大，已影响到城市与国家的持续健康协调发展；二是城市财政实力持续大幅度增强，为解决农民工问题奠定了物质基础；三是社会财富分配倾向城市居民，农民工劳动条件恶劣，超低劳动报酬被拖欠，已到非纠正不可的时期；四是公平、正义、共享、和谐是时代的主旋律，农民工维权意识正在觉醒。五是第一代农民工正在消退，新一代农民工正在快速壮大，他们的民主意识持续快速强化，要求在全面升级，这既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表现，也是解决农民工问题必须应对的挑战。我们认为，“农民工长期存在”的提法，可能成为继续将这个特殊群体排斥在城市社会及其政策法规之外的依据，在解决农民工问题时应该着眼长远而不能只顾眼前。第一，要打破现有思维定势，不能再把农民工简单地等同于农民而将其排斥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之外，对其权益受损视而不见；不能视其为农民工自己的问题，放弃政府与社会的责任；不能对农村土地的生活保障功能估计过高，忽略农民工群体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权益；不能再强调财力不足，对农民工问题继续漠视；更不能继续在制度安排与政策实践中，固守城乡二元分割、分治的思维模式。 我们认为，要真正确立城乡统筹、城乡一体的发展思路，按照工业化、城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