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徘徊在限权与放权之间 　　摘要：为应对转型时期社会对司法的需求，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能动司法”理念，各级人民法院积极践行，取得了成效，并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能动司法实践中，司法权无序扩张影响了司法的公信力，但能动司法依然是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的现实选择。我们应当客观评价能动司法理念，承认能动司法的限度，防止能动带来的负面影响。探寻新的司法理念，以继续推进司法体制改革适应社会发展。 　　关键词：能动司法；社会转型；司法理念 　　中图分类号：DF72 　　文献标识码：A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重大转变，旧有的观念尚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新的制度仍未建立或者完善，导致新旧理念和制度之间并存共生，碰撞博弈，社会呈现出多元发展态势。2009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针对新时期人民法院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特别是全球性金融危机带来的严重影响，提出了“能动司法”理念，要求法院在应对金融危机、参与社会管理、化解社会矛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全国法院系统深入贯彻并不断探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引起了法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数年已过，新的司法理念给我们的法律生活带来什么？我们有必要认真思考并加以总结。 　　一、社会转型时期的能动司法 　　“能动司法”从词源的角度讲，是发端于美国、成长在英美法系的一种司法权扩张思潮，以美国的司法实践最为典型。一般理解为，法院以实现实质正义为目标，以法治精神为指引，强调司法的社会功能，灵活适用法律，创造性地化解社会纷争，在形成社会政策、均衡政治力量、保障基本民权、谋求社会福祉上发挥导向作用的司法观念。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能动司法”对于我国司法界和法学界而言，都是一个陌生词汇。其根源在于无论从法学教育还是从司法实践，我们都一直强调恪守大陆法系传统和文化，坚持严格的规则主义，秉持克制司法的理念。克制司法理念认为，法官忠诚于法律，坚持法律至上，其任务是在司法过程中发现、解释和服从法律，运用司法程序恰当地解决社会矛盾，反对法官充当立法者的角色。这是我国现阶段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树立司法权威、规范审判工作、增强司法力量、抵御外界干扰的基本原则。 　　近年来，司法的权能有所加强，地位日益提高，但司法体制改革面临的问题有些仍未解决。一方面，司法权相对于行政权依然薄弱，仍然受到各种力量的干扰，司法权错位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司法权的先天不足阻碍了司法能动性的发挥；另一方面，司法权的滥用还时有发生，司法效能低下的问题依然存在，一些司法人员素质不高影响了司法效果，司法权能与社会发展存在着诸多不适应。这就造成了当前开展能动司法腹背受敌，国家希望司法能动，但又担心司法权盲目扩张；百姓盼望司法能动，但又怀疑能动背后是暗箱操作。不能动没出路，能动又怕走错方向。能动司法到底是“自由的保障还是安全的威胁”，成为我们在决策开展“能动司法”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一）我国“能动司法”理念的提出 　　我国“能动司法”理念提出的直接原因是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和考验，同时也赋予人民法院新的历史使命，为研究和实践能动司法提供了契机。人民法院紧紧围绕“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充分发挥能动司法的作用，认真履行审判职责，为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积极寻找对策。但更主要的是深层社会原因： 　　1 着力化解人民群众的司法诉求与法院的司法能力之间的矛盾，是开展能动司法的现实需求。社会转型时期诉讼纠纷激增，信访案件居高不下，群体性事件增多，审判任务繁重。“案多人少”的困难局面要求人民法院用一种更加积极的姿态介入案件的审理，努力提高裁判的效率和效果。加之新型案件层出不穷，疑难案件增多，当事人诉求强烈，案已结，但事难了，平息社会矛盾的难度加大，迫使司法机关转变思路，探索妥善的应对措施和解决办法。 　　2 探寻我国司法自主发展道路，是开展能动司法的重要目标。我国司法体制改革是在不断摸索、借鉴中开展的，注意对西方司法经验的“引进”和“移植”，突出审判方式改革，强调法官职业化，加强对法官职权的限制和当事人权利的尊重，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这种司法模式在一些地方缺乏适用性，法官不能高效指挥诉讼，诉讼拉锯战浪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少数法官过分强调当事人主义，一味地严守被动、中立的立场，刻板依据法条作出明显违背民众道德评价和社会基本常识的判决时有发生，判决结果难以得到公众的认可，甚至引起社会的广泛质疑，损害了司法的公信力。 　　基于此，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能动司法”理念，认为坚持能动司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本质特征，是服务型司法、主动型司法、高效型司法的统一。“法官紧随时代步伐，全力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需求，创造性地填补和弥合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