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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张望《古今医诗》论文人与中医药的关系 朱德明 王涛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浙江杭州 310036 提要：我们在对张望《古今医诗》的整理和研究基础上，探讨古代中国文人涉医、研医的现象、特点、途径及其对当代中医药学教育的影响（启示：还没有产生影响呢）。可以肯定地说，张望《古今医诗》是一部很好的歌赋类本草（中医药学：此为综合性医书，并不限于本草）文献，开创了用诗歌形式撰述中医药理论（之前已经有过单科的歌赋类医书，如伤寒类、本草类、方剂类歌诀，改成撰述“综合性医书”似更准确一些）的先河，独一无二，在古代中国文坛及中医药界意义深远。 关键词：张望，《古今医诗》，文人，医学（中医药学：跟正文用词一致） 中图分类号：K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英译，请代译，译费加入版面费内） 张望《古今医诗》（文献介绍：） 《古今医诗》是一部综合类、通俗性的中医药学著作，撰于清朝乾隆四十八年（1783），作者系江西武宁（今武宁县）名儒张望（棕坛）。该书以“古今”命名，称其能博采“黄帝以来各家之书”，为此作者鸟瞰了上迄《内经》，下至清代诸家之医书、医案100多种，同时又能采摭精严，去粗取精，辨伪存真，可谓“接轩岐之正脉，会百家之异同”。“医诗”者，言其以韵行文的特点，全书除部分内容系直接引述前人的著作外，大都采用七言诗歌的形式行文，以期（从而）达到“缩尺以为寸，芟繁而从简”的效果。同时作者又于诗文间加入小字注文以解释医文、阐发医理，尽可能保存诸家要旨，以便于人们学习和应用。全书53卷，其中卷1列引据，卷2—4专论本草（本于李时珍《本草纲目》,参入诸家言论）；卷5为脉学（依崔嘉彦《四言脉诀》而作）；卷6—7阐述阴阳、脏腑、气血、经络等医理及诊法；卷8～36分述了伤寒、内、妇、儿、外、杂等各科疾辨及证治方药；卷37为灸法；卷38—53为诸方以及各家方论。 2 文人研医 在中医药学发展史中（的历史进程中），医学与文学总是紧密相连、同宗共旨的，共同孕育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在其各自的发展过程中又相互影响，相互为用，亦步亦趋。医学与文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要求及医家与文人的共同心理基础将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古代医家，尤其是垂名医史者，均通儒能文。而纵观中国古代史，文人通医、研医的现象也（跟医家能通文的现象相对应）极为普遍。自三代医、文一统于巫开始，直至有清一代，文人知医、研医者代不乏人，持续发展，特别是唐宋以降，文人更是将知医、研医视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时尚和个人文化修养的标志之一。《古今医诗》的作者张望正是古代文人研医者的典型代表之一。张望本为名儒而留心医事，并有综合性的医学著作传世，其在古代文人研医者中确属凤毛麟角。我们通过对张望《古今医诗》的整理和研究，结合实例揭橥古代文人涉医、研医的普遍现象及其研医的主要原因和侧重点。 2.1 传统文化的功底及心理驱动是古代文人研医的主要原因 导致古代文人研医的原因众多，其中最重要的、首先起作用的原因便是文人在传统文化方面的优势，而这一因素又是由中医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要求及其传承发展的途径决定的。中医学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理论来源和学术背景的科学，与中国哲学、文学、历史、宗教、艺术及民俗等密切相联。因此，人们要领会医理、掌握医术，就得具备较高的传统文化水平。药王孙思邈在其《千金要方·论大医习业》中就明确指出医者应当涉猎群书，凡经、史、诸子、阴阳五行、天文地理等，“若能具而学之，则于医道无所滞碍，尽善尽美矣”，孙思邈的这一论断很好地诠释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学习中医药学的重要性。同时，中医药学的传承发展又主要依靠书面文字的记载，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汉字在字形、字音和意义方面均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加之古代医书大都奥晦难懂，于是具备一定的“小学”知识便成了研究中医药学著作的必备条件。从隋代对《内经》的校注伊始，就出现了对古代医书的某一部分文义甚至是某一个字意的不同解释，无怪乎明人邵辅有“医家奥旨，非儒不能明”之说，可见中医药学在整个古代都是一门非常难肯（啃？）的学问。好在古代文人大都具备较高的传统文化功底，从而为研医辅平了道路。 《古今医诗》的作者张望为地方名儒，以撰文、讲道闻名乡里，且尤精于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一生著述颇丰，有《闰榻文集》、《齅花冈诗抄》、《声韵母子图》、《井下制艺》等著作传世。作为文人研医者，其传统文化水平在《古今医诗》中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展现。首先，《古今医诗》于医理则宗内、难、伤寒、脉经等中医古典名著，又摘录金元四大家、景岳、嘉言等诸家医论，采摭颇为精严，研究比较系统。其次，张望采用了文人最为擅长的诗歌体裁撰写医书，寓医药于七言诗中，极大地丰富了中医药文献的撰写形式，有利于中医药知识的普及，别具一格。再次，张望将其擅长的“小学”知识以小字注文的形式融入医诗，以便于后学者明晰诗文、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