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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与外交政策选择 姜 毅 　　[内容提要] 强大的经济竞争力和成熟、现代化的社会，以及整合、有效配置各种资源的国家制度是影响一国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和国际形象的必要条件（虽然不是惟一条件）。尽管俄罗斯最近两年的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些许成绩，但它进行现代化改造的道路依然漫长。因此，第一，俄罗斯今天已蜕变为地区性的大国，这种状况在可预见的将来都不会有改变；第二，艰巨和复杂的培育新社会的任务决定了俄罗斯的大战略首先是关注国内的发展，决定了其外交不可能再承载积极进取的任务。这就是普京外交政策调整的根源。“搭便车”是这个外交政策的基本特点，即在尽可能维护自己根本利益的情况下，不挑战主导国家的地位， 不追求彻底打破已有的国际秩序和规则；采取顺应国际主流的态度和政策，以便学会先进的管理制度、思想和国际行为方式；力图与西方形成宏观的协调关系，在必要的妥协与斗争中寻找平衡。　　[关键词] 俄罗斯外交　国际竞争力　社会制度　政策选择　　[作者简介] 姜毅，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北京　100007) 　　苏联的解体结束了持续近半个世纪的两大集团对抗，也结束了冷战时期的力量平衡。对俄罗斯来说，这种力量状况的变化可能更为刻骨铭心，影响也极为深远。人们还清楚地记得，自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来，俄罗斯就一直处在欧洲列强角逐权力的中心，更不用说作为超级大国的苏联时期的荣誉了。因此，如何面对世界和地区新的权力结构、如何安排自己在迅速变化的世界中的位置，成为今天的俄罗斯急需解决的不仅是制度上、而且是心理上的严重课题。　　人们常说，外交的主旨就是维护一国在国际上的利益。然而，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利益都不是凭借其政策制定者的主观意愿，而是有赖于这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也就是说，国家利益是一个变量，是随着力量的消长、获取利益手段的增减、外部形势的状态而变化的。因此，本文在考量俄罗斯外交的发展方向时，主要的不是依据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构想，而是更加关注这个国家内部的发展情况，关注影响外交活动的力量基础。 一 　　西方的一些人把苏联的解体与1917年沙俄帝国的垮台进行了对比，指出了许多不同之处 [1] 。　　笔者认为，就对外部世界的态度而言两次变革有着本质的差别。新俄罗斯的领导人设计的变革并不是要创立一个与目前主流世界对立的制度体系和“平行市场”，不是要打破现有的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而是决心尽快融入世界大家庭，参与冷战后世界秩序的重塑进程，并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虽然社会对近10年的转轨历程反思颇多，但在进入新世纪时俄罗斯对外部世界的这个态度依然未变：“我们选择了民主和市场改造，选择了融入国际社会，这种选择不会改变。” [2] 换句话说，开放和参与国际社会是这场制度变迁的重要特征。正如大家已经看到的，在过去的10年里，新俄罗斯为实现这一目标在制度规则、法律体系、经济运行和社会心理等诸方面已做了相当的准备。与此同时，它除了继承了苏联在重要的国际组织中的地位以外，还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到既存和新建的国际性、地区性合作体系中。在这10年里，它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成员，并正在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它参加了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加入了亚太经合组织，等等。从这些方面来看，俄罗斯离世界越来越近了。显然，一个国家参加世界体系的程度和它在其中的位置并不完全取决于它的意愿和意志。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来，国际体系一直以“国家主权”观念、“国际法”原理和“实力”政策为三大支柱。其中实力始终是至关重要的基础因素。在冷战结束后的世界里，国家之间的竞争更是各国多种力量综合的竞争。在考察一个国家实力状况时，将这个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等诸多领域的现实力量和潜在力量进行综合评估，已成为普遍被接受的视角。由此产生了许多方法，比如德国物理学家富克斯提出的“国力方程”、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副局长克莱因提出的“克莱因方程”、日本的“综合国力概念”等等 [3] 。本文依据瑞士洛桑管理与发展学院(IMD)形成的国家竞争力（World Competitiveness）的评估方法，主要从俄罗斯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这个视角考察其今天的力量状况。其理由是：　　第一，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高低并不仅仅是其各种力量要素简单地相加，更重要的是取决于这个国家是否具备较强的组织动员能力和行政效率，并对国情民情有较清醒的认识和判断；是否能够有效地整合这些要素，是否能将这些综合起来的要素充分发挥其单个的和总体的效用。一个很能说明这一点的例子是，1840年时的大清帝国在几乎所有的统计数字方面是绝不亚于大英帝国的，而就是这个貌似强大的庞然大物在一役之后即土崩瓦解，并由此开始了近百年的屈辱痛苦。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如果从各种统计数据上看，很难想象，在许多方面站在世界前列的苏联会在如此短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