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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法影响下的中国婚姻法改革 王歌雅 黑龙江大学法学院 教授 　　自清末以来，中国婚姻法改革经过了百年历程。在这百年的历程中，中国婚姻法的发展与变革深受欧陆法、苏联法、英美法的影响，且不同时段、不同背景的婚姻法改革体现出不同的立法动意和价值取向。探寻域外法对中国婚姻法改革的影响，不仅可以感受百余年来中国婚姻法改革的具体路径，而且可以审视中外婚姻法学思想交融所产生的立法结晶。 　　一、欧陆法的影响 　　欧陆法对中国婚姻法改革的影响，在百余年来的历史变迁中从未消减。但就欧陆法对中国婚姻法改革具有导向作用的影响而言，当属清末民初的婚姻法改革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婚姻法改革。这一时段的婚姻法改革所浸润的欧陆法的影响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立法模式的影响 　　自近代以来，欧陆婚姻法的编制模式大致可分为两类：法国式和德国式。法国式以1804年《法国民法典》为代表，其将婚姻法置于法典之首人法编;德国式以1896年《德国民法典》为代表，其将婚姻法以亲属法的形式独立成编。德国式为后来许多国家所效仿，其中，1898的《日本民法典》亲属编，就是借鉴、仿效德国等欧陆法国家的亲属法制订的。 [1]上述立法模式对中国婚姻法改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将婚姻法编人民法典。在中国传统的法制史中，法律的编纂是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的。有关婚姻法的编制，均散见于刑律之中。1911年8月，《大清民律草案》的告成，不仅开启了中国法制史上民刑分离的时代，而且也使婚姻法规范从刑律回归于民律，成为民律亲属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婚姻法以亲属法的形式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大清民律草案》作为第一部独立的民事法律草案，由总则、物权、债权、亲属、继承五编组成。亲属编共分七章，即通则、家制(包括总则、家长及家属两节)、婚姻(包括婚姻之要件、婚姻之无效及撤销、婚姻之效力、离婚四节)、亲子(包括亲权、嫡子、庶子、嗣子、私生子五节)、监护(包括未成年人之监护、成年人之监护、保佐三节)、亲属会、扶养之义务，共计143条。上述编制大体以日本明治29年的民法为蓝本，同时参考了德国和瑞士的民法。《大清民律草案》亲属编的立法模式为南京国民政府的民法典亲属编所承袭。具体表现是，自1931年5月5日起施行的民法典亲属编依然采取了法典主义的立法模式，其编制共分七章(通则、婚姻、父母子女、监护、扶养、家、亲属会议)，计171条。亲属编为民法典中的第四编。上述立法模式的改革，基本实现了公法私法之分野，同时，也遵循了“斟酌中土人情政俗，参照各国政法，厘定民律，会同臣部奏准颁行，实为图治之要”的原则。 [2] 　　(二)立法内容的影响 　　立法内容的影响，集中表现为我国婚姻法在改革进程中对欧陆婚姻法的学习与仿效。具体改革措施如下： 　　1.亲属制度改革 　　亲属制度改革，在《大清民律草案》亲属编中就有所体现，但当时的改革可谓是半中半西。如，在亲属分类上，依然保持宗法制度制约下的亲属分类——宗亲、外亲、妻亲，体现出家族本位的立法精神，贯穿着男尊女卑的立法主旨。但在亲等计算法的选择上，则不再沿袭丧服制度，而是采用了寺院法的亲等计算法。及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民法典亲属编，亲属制度的改革才愈加彻底和完全西化。据1930年7月发布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236次会议议决》(以下简称《议决》)的精神，亲属制度改革终于触及了亲属分类，并对亲等计算法进行了科学审定。具体改革理念如下：“我国旧律分宗亲、外亲、妻亲三类，系渊源于宗法制度，揆诸现在情形，有根本改革之必要。查亲属之发生，或基于血统，或基于婚姻，故亲属之分类，应定为配偶、血亲、姻亲三类，而于血亲、姻亲更分直系、旁系，如此分类，不独出于自然，且于世界法制相合。” [3]至于亲等计算法，民法典亲属编则采用了罗马法亲等计算法，具体理由是：“世界各国，用罗马法者居多，罗马法之计算，依血统之远近，定亲等之多寡，合于情理。寺院法源于欧西宗教遗规，其计算亲等，不尽依亲疏之比例，如两系辈数不同，从其多者定亲等之多寡，则辈数较少之系，往往不分尊卑，同一亲等，于理不合……两相比较，自以依罗马法之计算为合理。我国从前所以采用寺院法者，以其与昔日宗亲服制图相对勘，凡五等服以内之宗亲，可以寺院法四亲等包举之而无遗，故自前清《民律草案》，以迄最近各种草案，均以寺院法计算亲等。今亲属之分类，既从根本上改革，分为血亲和姻亲两大类别，已与所谓服制图者不生关系，自应择善而从改用罗马法。” [4] 　　2.结婚制度改革 　　欧陆法影响下的结婚制度改革，涉及婚姻成立的实质要件、形式要件、婚姻的无效与撤销以及婚姻的效力。 　　一是实质要件的改革。在南京国民政府民法典亲属编中，有关实质要件的改革集中体现在两方面：首先，结婚年龄改革。中国素有早婚习俗。民法典亲属编在结婚年龄上参照各国立法例作出选择。依《议决》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