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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亲属容隐权的建构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瞿同祖先生曾指出：“古代法律可以说全为儒家的伦理观念和礼教所支配。”[1]台湾学者李钟声也说：“我国的法律制度本于人伦精神，演成道德律和制度法的体系，所以是伦理的法律制度。”[2]可见，我国的传统法律一向特别注重对亲情伦理的维护，然而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却难以找到一条旨在维护亲情伦理的法律条文。我国《刑法》第310条规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48条也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由此可见，当我们的亲人实施犯罪行为之后，我们只能选择大义灭亲。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188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该条规定免除了被告人配偶、父母、子女的强制到庭的义务，这吸收了我国传统的亲亲相隐制度，使得法律更为人性化，也维护了社会基本道德伦理关系，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一、我国亲属容隐权的现状 　　我国《刑法》第67条第1款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由此确立了自首成立的两个要件，一是自动投案；二是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然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1款第三项规定：“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动，而是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公安机关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也应当视为自动投案。”自首制度的目的在于感召犯罪嫌疑人主动投案和鼓励更多的犯罪嫌疑人的家长、亲友促使犯罪嫌疑人归案。与自首制度立法目的相悖。该解释看似与自首制度的立法目的相悖，却仍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贯彻落实下来。 　　这其中的吊诡之处在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提供了这样一种先损后补的模式：先违反“亲亲相隐”制度，以求快速有效地将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然后再对其进行补偿。也即是说：法律先强迫犯罪嫌疑人的亲属实施大义灭亲行为，协助公安司法机关抓捕犯罪嫌疑人，然后再给予其量刑减让的好处。从亲情伦理的视角分析，我国法律割裂了植根于骨髓的亲情伦理关系，因此法律需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将割裂了的亲情伦理关系予以修复。先损后补的模式就这样应运而生，并在实施过程中产生了这样一种亲情伦理效应：被告人在实施犯罪行为之后，因害怕法律的制裁而东躲西藏，整日提心吊胆，忧心忡忡。被告人的亲属眼见其过着如此痛苦逃亡的生活，恨不能早日将其解救。正值此时，被告人的亲属看见了法律提供的“在大义灭亲后的量刑减让”，于是怀着拯救被告人早日脱离苦海之初衷，狠下心来实施了大义灭亲行为。被告人的亲属为了使被告人早日结束逃亡生活、为了减轻被告人的刑罚、为了让被告人早日回归到温馨的亲情之中过上幸福的生活，不惜背负“大义灭亲”的道德恶名，真可谓用心良苦。简言之，被告人的亲属正是为了维护亲情伦理，才实施了“大义灭亲”这一不道德行为。 　　综上所述，我国法律先强迫被告人的亲属实施大义灭亲行为，然后再创造出“先损后补”的模式来对大义灭亲行为进行变相买单。然而，先损后补模式所带来的是对我国法制统一的破坏，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在法律适用上的混乱。由此看来，如此大费周折所创造的先损后补模式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可谓“代价不菲”。怎样才能既维护植根人们于骨髓的亲情伦理又能有效的打击犯罪活动成为法学界的一个=研究课题。笔者认为我国应该借鉴“亲亲相隐”制度在立法上完善亲属容隐权，赋予一定范围内的亲属相互隐匿犯罪的权利。 　　二、亲属容隐权的比较法考察 　　纵观人类社会法律发展的历史就会发现，亲亲相隐并非中国古代法律独有的现象，而是带有相当程度的普遍性。正如著名的法史学家范忠信教授所说的那样：“事实上，从古代到现代，从东方到西方，从奴隶制法、封建制法到资本主义法甚至社会主义法，都存在着‘亲亲相隐’之类的规定。”[3] 　　（一）大陆法系中的亲属容隐权 　　早在古罗马的法律中就曾规定：亲属之间不得互相告发，对于未经特别许可而控告父亲或保护人的人，任何公民都可以对他提起刑事诉讼；亲属间相互告发将丧失继承权，也不得令亲属作证。[4]《法国刑法典》第434条之一、之六规定：重罪之正犯或共犯的直系亲属、兄弟姐妹及他们配偶、配偶或者众所周知同其姘居的人，知其犯重罪不予告发或为窝藏、包庇的不处罚。[5]德国《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每个证人均可以对如果回答后有可能给自己及其亲属造成